文/七堇年

　　2010年我從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出了新書，之后被拉去全國簽售一圈。那種累不是體力的累，是心累，感覺像被人牽著當戲看。心像一個想飛的熱氣球，吊籃里卻掛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飛不起來，覺得脹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卻還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著。天天手腳冰涼，冷得發抖——我真是覺得從來沒有經歷過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時候都只穿單褲出門的人。那會兒生活空蕩蕩的，喊一聲都有回音。大雪天一個人騎車去游泳，泳池浮著薄冰，咬著牙扎進冰水里去，那滋味兒，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東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個。我一時間找不到事做，抑郁癥復發，重得沒法跟別人說。每天專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沒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沒缺胳膊少腿又沒餓著凍著，抑郁什么？比比非洲難民，好意思嗎？

　　老媽看出來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跡鼓勵我，說：“你看人家崔老師抑郁了，就休息，出來做《我的抗戰》，一個人走走長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嗎？”我苦著臉說：“他是誰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老媽說：“你這么想就不對了?。e人還會說，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閑得發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該做什么。想過做雜志，但做雜志的人太多了，全都雷同，再做也沒有意義；寫東西吧，那會兒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青黃不接吧——年少時什么都敢寫的勁兒過去了，該成熟的又沒熟透，所謂瓶頸期吧，什么都寫不出來。

　　做什么好呢，就這么漂著嗎？漂泊之所以讓人羨慕，那是因為你只見到了漂上去的，沒見過沉下去的：后者才是大多數。什么事兒都是聽上去很美，到了實處，要拿膽子來說話——心里掂了掂分量，這膽子我還真沒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開始夢寐以求一份穩定的工作。我覺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別人聽說我要找工作，都問我：“你還找工作？你不好好寫東西，找什么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了。

　　天天在網上刷啊刷，終于看到一個招聘消息，我立馬把簡歷遞過去。體制內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沒爹，娘也沒得拼，但還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著彎兒地聯系上那個書記。后來聽說，我媽媽一個朋友的朋友的親戚的孩子，去年給硬塞進那個單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產的，不差錢，花了二三十萬吧。

　　死馬當活馬醫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心里又悲壯又凄涼。我和我媽就拿著簡歷，花血本買了兩瓶酒，再商量半天，有點心疼地塞了一個紅包在里面，跑了400公里長途，去攔那個書記。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書記家樓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來了。我遠遠看著母親巴結著臉過去，遞上我的簡歷和酒，書記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不理會，沒說兩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來就陰冷，我心酸得淚都快掉下來。

　　當天我們往老家趕，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媽一路對我說風涼話，把我寫東西得來的那點可憐的自信給踩得一塌糊涂：“出了你們那個圈兒，你就什么都不是——說白了，就算在那個圈兒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別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裝腔作勢、矯揉造作……”有時候，親人的狠話最傷人，我一路上淚流滿面，小小年紀心如死灰的感覺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點，我累極了，一臉淚痕，臉面緊繃發痛。我什么都沒說，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時候，掀開被子，打開床頭柜上的臺燈——在一束燈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塵。黑暗中，灰塵什么的沒人看得見；燈光下，你才看得到，原來有這么多灰塵。

　　那個瞬間我突然想，如果說寫作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盞燈，照亮了你原本看不見的灰塵。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飛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你可能不會知道有怎么樣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樣的一個世界中。

　　后來，那份工作的事兒，反正也找不到“后門”，就從“前門”走吧：硬著頭皮面試，問什么答什么，講了半小時。鬼使神差地，他們說我英文很好，錄用了。

　　就這樣，我也打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郁癥漸漸好了。又開始覺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如果當初就著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現在很清閑？春花秋月，在杏花下喝酒？周游世界？哪像現在這樣，忙得四腳朝天。

　　原來不光是選老婆，生活也是紅玫瑰白玫瑰：夢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從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沒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臺榨汁機。沒時間寫作，沒時間思考，生活不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被堵在上下班高峰的路上，呼吸著汽車的尾氣，連夢都累得沒法兒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馬、劈柴，周游世界”，GDP誰來貢獻？

　　沒低到塵埃里的種子，是開不出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