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北玲有一樁未了的心愿：回陜北，再看看那片黃土連天的高原。她曾對我說過，當她躺在美國的醫院里，剛從那次瀕死的大手術中活過來，見窗臺上友人們送來很多鮮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黃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類。她說，她熬著傷痛，昏睡，偶爾醒來就看見那束花在陽光里或者月色*中開得樸素又鮮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說，有十幾天，也許更久，別的花慢慢凋謝，唯獨那束山丹丹一樣的花一直不敗，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遠方那片黃土地上的精神又來給她信心和幫助。

　　她說：“等我的病見好一點，立哲要帶我回一趟陜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個孫立哲——當年的知識青年模范，在窯洞里為農民作手術的赤腳醫生。立哲當年的事跡頗具傳奇色*彩：只上過初中二年，卻在土窯洞里作了上千例手術，小至切除闌尾，大至從腹腔里摘出幾十斤重的腫瘤。我可以作證這既非訛傳也無夸張。我與力哲中學同學，在陜北插隊同住一眼窯洞。他第一次操刀手術，我就在他身旁，是給村里的一個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醫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陜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內外婦兒各科一身兼顧，治好的病人以數萬計。那小山村真名叫關家莊，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叫它作“清平灣”。

　　最早聽說北玲，大約是74年，聽說陜北知青中有幾個師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寫一部知青題材的小說，才女中就有吳北玲這名字；那時我也正動了寫小說的念頭，這名字于是記得深刻。第一次見她是在78年，初秋，下著小雨，一個身材頎長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進我家。立哲說，她叫吳北玲，也是陜北插隊的。我說，噢——我知道。立哲說你怎么知道？我說，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脫去粉紅色*的雨披，給我的印象是生氣勃勃。其時她已在北大讀中文系。立哲說一句“你們倆有的聊”，就去忙著包餃子（他拌的餃子餡天下一流，這一點，幾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驗證）。我便像模像樣地跟北玲談文學。餃子熟時雨停了。那晚月色*極好，我們坐在小院兒里吃餃子，唱遼闊的陜北民歌，又唱久遠的少年時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還在耳邊：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立哲說北玲的手風琴也拉得好，北玲說等哪天她要帶著琴來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個靈魂就會消失，尤其那樣一個生氣勃勃的靈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養病，陜北十年給了他終生受益的磨煉，同時送給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幾乎天天往我家跑，當然是因為立哲。那時我初學寫作，寫了拿給北玲看，不知深淺地占去這癡情人的很多時間；北玲的文學鑒賞力值得信賴。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課來，很晚才走，每次進得門來，臉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話：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臉上那句話便不斷地響，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兒她就騎上車去找。立哲正在身體上和政治上經歷著雙重逆境，北玲對他的愛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北二醫的研究生，北玲迂回著表露她的驕傲：“真不知這小子什么時候念的書，考試前三天還又釣魚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陜北插隊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們：“什么時候結婚呀你們？”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隊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電話回家：“媽，你準備準備，我明天結婚。”

　　“精神病！這哪兒來得及？”“有什么來不及？陜北這幫人一塊吃頓飯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繼去了美國，一個學醫，一個學比較文學，一去又是十年。他們從美國寄來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輕，朝氣蓬勃；立哲卻胖起來，激素的作用，聽說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卻少，他們大忙。聽說立哲對實驗動物過敏，幾次因窒息被送進醫院，他的導師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轉行；之后聽說他們開辦了“北方餃子公司”，“孫太太的餃子”聲譽極好；之后又聽說他們創建了“萬國圖文”和“萬通科技”公司，在美國每年注冊的這類公司有上萬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僅存在下來，而且還有了三、四個子公司。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覺，常是一手抓一個電話，脖子上再夾一個，旁邊另外的電話鈴又響起來。我能看見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腳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釣魚，沒有坐下來的時候，看著他，就像看一場乒乓球賽，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穩重、精細、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檔。令人驚佩的是，與此同時，北玲獲取了碩士學位，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并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還擔任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比較文學家》雜志主編。

　　89年北玲回國探親，帶著出生僅四個月的小女兒，說是想讓女兒早些看到中國。小女兒長得很漂亮，睜開眼睛東張西望，不知她對故鄉的第一印象如何。我問北玲，把女兒留在中國嗎？她說：“不，兒子小時候不得不跟我分開，這回我不能再離開女兒，我得做個像樣的母親了。”天色*漸晚，我請北玲吃炸醬面，一邊聽她講在美國的創業史。先是一邊讀書一邊在飯館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個人負責收拾三、四十張餐桌的餐具，一秒鐘都不停地跑，可竟連其他國家的打工者都歧視他們，小費都被別人斂去不給他們留一文。立哲還在搬家公司干過，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來兩腿打顫，有一次電梯壞了，但不能違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幾層樓，錢卻不多掙。后來他們自己辦起“餃子公司”，開始時食客們尚不識“孫太太的餃子”，全靠電話征訂：“要餃子嗎？孫太太的餃子物美價廉。”孫先生下了課先去四處采購，回到家熬上排骨湯，掄圓了膀子拌肉餡，配料極有講究不容半點含糊。芝加哥亮起萬家燈火，是孫先生和孫太太開始包餃子的時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際，他們熬著瞌睡把餃子包得滿屋子沒地方擱。幾百個餃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會。天很快亮了，餃子凍好，包裝整齊，孫先生開著破汽車一家一戶地送。立哲那輛汽車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盤銹爛了，坐在車里往起一站，身體忽然矮下去，鞋底竟與路面直接磨擦。隨后辦起了“萬國圖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貴公司能做嗎？”孫先生泰然答道：“當然。”北玲便笑。其時他們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幾個字母呢。但既是“萬國圖文”就得是“當然能做”，否則信譽何在？兩口子埋頭一宿，居然摸出門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貨。業務范圍逐漸擴大，設備不夠，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設備工作，周六周日晝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監似地按時來送飯。就這樣創業。真難，真苦。北玲說：“插隊過來的人，什么苦沒受過？不怕。”可圖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語，笑笑，很可能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運，不能放棄理想的命運。“其實也簡單，”她說，“中國人不能總讓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國一趟，籌備在中國投資辦高技術企業。立哲和北玲都屢屢說起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盼望中國不能再落后。我見北玲的臉上有明顯的疲倦。她說一年前胃上剛剛切除了一個瘤子，“良性*的，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