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oogle圖書中，與rich相關的大概有1.67億條記錄，而搜索poor，則有驚人的2.45億條記錄。這是否說明了，相對于對富豪生活的好奇，人們更關心貧窮問題呢？答案也許并非如此，至少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在她的新書《巨富》中認為，人們好奇富豪的生活，同時也會為窮人擔憂，而如果同時談論二者，可能引申出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則仍然屬于禁忌。

　　正如書中所言，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財富的積累，社會的收入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逐步放大了。如今，“社會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間，而存在于最富的0.1%與1%之間。”富人們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自己的文化甚至社會形態，而與窮人們完全割裂。因此，無論是貧困問題還是收入不平等現象，這些“頂級富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極。

　　本書的副標題為“全球超級新貴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沒落”，從側面說明了其關注的并非僅是簡單的富豪八卦，而是從“全球超級新貴”這一極出發，去分析、探討“其他人沒落”的原因。

　　任何一個富豪家族崛起的背景都離不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m.taiks.com)書中，作者以馬克？吐溫的小說《鍍金時代》來形容當前“超級新貴”們誕生的時代背景。她認為，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第一次鍍金時代”不同，如今，世界進入了一個“雙生鍍金時代”。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經歷著西方社會經歷過的工業革命；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加速進入了新技術革命，其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數倍于此前的工業革命。作者對此進行了形象的比喻：“如果說工業革命是將西方經濟從馬的速度加速到汽車的速度，那么當今的變革是將世界經濟從平信的速度加速到電子郵件的速度”。

　　處于“雙生鍍金時代”的兩個世界，有共同之處也有更多的差異：印度、中國等“金磚四國”成為新的市場和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反過來，發達國家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龐大的需求。兩個世界互相強化，同時這種關系也必將導致分配上的不平等。

　　與過去依賴權利和資源發跡的富豪們不同，技術革命中興起的是那些能夠“響應變革”的知識型“巨富”，從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到硅谷的互聯網新貴，乃至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中也在這種巨大的變革中涌現了很多富豪。

　　不過，作者也對這些頂級富豪以及他們所形成的小生態圈提出了擔憂：除了在收入差距上越來越深的鴻溝外，富豪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閉門”，這種“閉門”現象就如同企業的“護城河”，無關于道德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富豪們用來保護自己財產、地位乃至安全的一種本能。但事實上，這種“閉門”進一步的擴大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差距，會影響社會政治體制。也許，精英“巨富”們并非會故意破壞他們從中獲得巨大利益的經濟體制，但是群體意識存在短視和盲目的特點，這種促進新技術發展并創造巨大財富的“包容型”社會，有可能被富豪們的“文化閉門”所打破，最終破壞了社會繁榮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