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理論（優秀10篇）》由精心整編，希望在【國際關系論文】的寫作上帶給您相應的幫助與啟發。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1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法；詮釋意義

國際法是隨著國際交往的出現與頻繁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產物。國際關系理論為國際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釋功能，它可以詮釋國際法的產生、效力依據等問題，從而消除了國際法理論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法的詮釋

1．對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詮釋。首先，理想? 在此推動下，戰后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并成立了國際聯盟，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其次，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機制、規則、制度是解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有效手段，強調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并且注重國際制度，促成了國際經濟立法的繁榮，WTO的成立，各種經濟合作協定的制定都與此有關。再次，建構?

2．對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的詮釋。理想主義理論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把國際法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來看待，這帶來了戰后國際立法的繁榮。建構主義理論提升了國際法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屬于各國共同意志的表達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會規范”，它將對各國的國際行為模式與價值選擇產生一定的強制性效果。各國對國際法的觀念和意識，屬于“文化”范疇，是具有權威效果的非物質力量，應充分重視國際法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建構主義將國際法視為觀念，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使國際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對國際法發展動力問題的詮釋。國際法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國際社會對國際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諸如觀念、利益等國際因素也可能促進國際法的發展。新自由? 任何一項國際制度首先都是一種觀念，當它被國際社會接受后，上升為制度，才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

可見，利用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來分析國際法的一些宏觀問題，可以使人們對國際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二、具體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對國際法的詮釋

1．博弈論詮釋了國際法的產生過程。博弈論是研究利益沖突的雙方在競爭中制定最優化策略的理論。博弈論認為國際法是各國博弈后所達成的一致，關鍵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夠達到平衡，國際法便確立；如果不能達到平衡，國際法無法確立。這在WTO國際立法中顯得比較明顯。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討價還價，如果最終達成一致，則可以消減關稅以及各種補貼等；而在農產品市場準入、國內補貼等方面各方無法達成一致，所以無法確立規則。可見，國際法的產生就是博弈的過程，是各方利益協調的過程。

2．相互依存理論詮釋了國際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國際社會對國際制度的渴求。國際法并非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給自足的獨立體，它受國際社會需求的制約。晚近國際經濟立法的勃興乃是出于各國發展經濟，迎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而國際法立法范圍也朝著諸如向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現議題多元化的趨勢。相互依存理論之所以可以解釋國際法存在的原因是因為它道出了國際法存在的國際社會基礎，任何制度不是無端憑空存在的，它必須有依存于當下的社會建構，制度的供給要受社會需求的制約。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國際法是根據國際社會的需要而存在的。”

3．國家利益理論詮釋了國際法的最終目的所在。國家利益意指國家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無論哪種國際關系理論，都認為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對國際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對國家利益范疇的不同觀點，對國際法作為利益實現的工具這一點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說，國際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說，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超級秘書網

國家利益理論可以解釋國際法最終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國家利益是達成國際立法的動力，一國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國際制度? 即使國際法還具有維護國際秩序之類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的，因此沒有利益存在，國際法也就不會存在。

三、結語

國際關系理論是詮釋國際法的新路徑，它對國際法之外而影響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因素進行分析與考察并得出結論，進而再用這些結論來論述國際法，開闊了視野，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同時，國際關系理論也影響國際法的發展，是國際法發展的理論條件，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新型國際關系論文 2

中國確立了未來發展目標，我們將繼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將堅持對外開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發展勢頭。中國越發展，越能給世界帶來發展機遇。——2013年4月25日出席中法商務論壇閉幕式時強調

這里是離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國。我去年訪美時曾講過，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我現在依然這樣認為。——2013年6月7日在中美元首會晤時說

中美聯系緊密，利益交融。兩國經濟關系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其本質是互利共贏。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努力構建中美合作伙伴關系，走出一條新型大國關系之路。——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作為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的雅各布·盧時表示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從中華文化中尋找吸取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方法

雖然在歷史上也有英美之間權力和平轉移的特例，但西方國際關系的主流更認同所謂大國對抗的觀點。這一說法的最早來源可以追溯到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總結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根源時指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他認為 “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實踐及理論研究也支持這一說法。西方學者如保羅·肯尼迪和米爾斯海默等人在總結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實踐時，也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沖突乃至戰爭。在近代西方國際體系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米爾斯海默甚至以這個邏輯來觀察中美關系并得出結論說，中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首先要跳出這種邏輯推理的思維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行的創刊號，刊登了對中國國家主席的專訪。在專訪中指出，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的這種理念既來源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實踐發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來源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學習和提煉。他的多次重要講話，都大量引用《易經》、《老子》、《論語》、《孟子》、《荀子》、《商君書》等經典，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在倡導的“中國夢”、

所以，照搬西方處理大國關系的邏輯思維方法，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較高；而按中華歷史文化的思維則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構建出大國關系的新模式。

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 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國明白，今天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必須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和平思維中，指出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是新的時代特點，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全球化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聯，不僅大大弱化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抗的意愿，更顯著降低了彼此發生沖突和戰爭的風險。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提。

因此，提出的中國推進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就是邀請所有大國，不論是老牌大國，還是新興發展中大國，都來走中國正在走的和平發展的道路。所有大國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就可以為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二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過去的國際秩序，建立一個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導的國際秩序。過去的英法之間、英德之間、英法俄與德奧之間、英法美蘇與德意日之間、蘇聯與美國之間對抗和沖突的根源，實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和沖突，或者都是為了在國際秩序中獲得排他性的主導和優勢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國之間、大國集團之間的沖突和競爭的災難，就必須在國際秩序觀上有新的突破。

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提出“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共同享受尊嚴，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贏是實現目標的共同途徑，共同遵守規則。所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系，將是所有國家參治和主要大國共治的關系，聯合國、20國集團將在其間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來大國關系的那種排他性惡性競爭。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三個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國家利益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摒棄有你無我，以力取利、贏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戲為特征的傳統國家利益觀。在爭取、維護、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外交實踐中，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的精華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國家利益觀。傳統義利觀的精華，就是孔子提出的“見利思義”。

這一新型的國家利益觀與流行的國家利益觀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僅是現實主義的，也是理想主義的，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是考慮國家利益的，也考慮國際道義，把正義與利益結合；是考慮本國利益的，但同時也兼顧他國的利益，把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結合。比如，在中俄劃界中，中國充分關照了俄羅斯切實存在的具體的問題。在與拉美國家發展關系時，也關注美國在拉美的利益考慮。提出的正確的義利觀和新的國家利益觀，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動力。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其第四個根源是由于大國追求安全的結果，導致相互都覺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脅，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脅，每個國家集團安全的結果導致另一個國家集團的不安全，單獨追求安全的結果最終導致沖突和戰爭。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擺脫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為目的的新型安全體系。

指出，“我們應該摒棄冷戰思維，積極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棄冷戰思維，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并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強調共同安全時，強調這些安全措施的結果必須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為本地區人民營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寧、更加溫馨的地區家園，也體現了中國領導人不僅在國內政治中貫徹以人為本、 這使中國的新安全觀超越了單純的國與國的安全關系，開始真正形成一種涵蓋國家與人民綜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觀。

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實踐基因

從中國和平發展30多年的實踐來看，中國的崛起也有許多方面不同于過去與霸權國爭霸的那些新興大國，與當年的英國、西班牙、德國、日本、蘇聯等崛起時的情況有重大不同：

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面追求本國的權力為目的。中國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30多年的快速發展，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發動機之一，許多國家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得到大量的經濟利益。

中國不把任何地區視為中國的勢力范圍，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小國、弱國的關系，也沒有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與被保護國、附屬國、勢力范圍的關系，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歷史上那種大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引發直接和間接戰爭的可能性。

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與國際環境的一個最基本的國策就是中國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既定國策。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最強盛的時候，沒有在東亞和世界稱霸，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系和歐洲國際體系重大的區別，就是在東亞體系中沒有發生過類似西方的三十年戰爭、十字軍戰爭、一戰、二戰。中國的不稱霸原則，即是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與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發生大和戰爭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關系的構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須解答好的重大命題

中美關系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因此它會對其他的大國關系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在中美之間探索出一種合作而非對立、雙贏而非“零和”、良性競爭而非惡意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須解答好的重大命題。

中美關系已經開始形成易經思維的那種陰陽關系。這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有邊界領土爭端等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并無你死我活你贏我輸的零和博弈。中國不僅不現存的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反而積極努力地融入了這個體系；中國不僅沒有挑戰現存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而積極遵守和維護以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準則為基礎的現存秩序，甚至在許多方面比美國更愿意維護聯合國機制、WTO機制。最易引起中美沖突的，盡管仍是中美之間的一個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響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關系似敵似友，非敵非友，退中有進，競爭中有合作，總的方向是朝著穩定對話和合作伙伴關系發展的趨勢。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訪美期間明確提出，中美應努力塑造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為不同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建設積極合作關系樹立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典范”。2013年6月，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的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中，用三句話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應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推進器。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需要從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中吸取新的思維、新的思想。提出的邀請大國與中國共同和平發展、以合作共贏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顧他國利益為動力、以共同安全為核心等思想，是中華歷史文化精華的體現，可以視為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構想。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3

王義桅，環境工程學士、國際關系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執行院長，中歐學術連線（CEAN）主任，兼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及上海國際文化服務貿易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2008—2011），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2001—2008），比利時自由大學歐洲研究所訪問教授（2009—2010），韓國延世大學訪問教授（2005），兼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室副主任（2004），法國外交部中國社會科學青年精英學者（2002），美國耶魯大學福克斯學者（Fox Fellow，2000—2001）。

二、研究領域與代表作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批判與中國學派建構。最先倡導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學者之一。在中國學界曾掀起國際關系理論屬性的“科學與藝術之爭”，提出國際關系理論分析的“作者性—國家性—時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說”。代表作是《超越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解讀》一書及論文《論比較國際關系學及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開放時代，2002年第5期，《新華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轉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國際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轉載）；《國際關系理論的國家性》論文（《美國研究》2003年第4期）獲上海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上海市社聯2003年度優秀論文獎；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論與中國公共外交。國內開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國本土學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學術顯示，被引用34次）；發起察哈爾學會—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國際論壇”。

美國研究與中美關系。提出被神話的美國終將成為地區強權、防止美國過快衰落、中國的美國觀是中國觀的折射、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最大挑戰是重塑美國的國家認同、美國對中國的最大威脅是中國的美國化等觀點，引發學界和社會熱議，代表作是《被神話的美國》。

歐洲一體化研究及對歐洲文明的反思。推動建立中歐學術連線，提出中歐文化G2說，倡導全球視野下研究中歐關系，代表作是《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全球視野下的中歐關系》。

中國外交戰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戰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國實施包容性崛起戰略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內涵》，（環球時報，2004年2月13日，《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轉載，《亞洲時報》、《中國日報》、《大國》、《和平崛起研究》等國內外媒體、書刊全文轉載）。

中國民族主義話語權解構。代表作《探詢中國新的身份：民族主義的神話》，（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錄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編的《中國學者論全球化與自主》（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論叢，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談火生主編的《大國策》（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等書）。

三、國內外學術交流情況

在中國外交部、上海圖書館、國內外高校、智庫發表學術演講近百次，出訪美、加、英、法、德、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韓、印度、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國共計80余次，包括兩次在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主辦的“非正式歐洲議會”上做主旨發言；兩次參加英國威爾頓莊園會議（WP1055、WP881）；六次參加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2002年起連續六年參加國際研究協會（ISA）年會；2002年參加“第27屆英國國際研究協會（BISA）年會”；2003年起連續四次參加中美安全對話（SASD）；2006年參加在伊斯坦布爾舉辦的主題為“文明與世界秩序”的國際研討會并做主題發言；2007年應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邀請赴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講學；2007年參加第四屆濟州和平論壇；2011年參加柏林外交政策論壇等。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4

論文摘要：對國際勞工標準是否應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截然相反的態度，本文闡述了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相掛鉤的原因，分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并論述了當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論文關鍵詞：國際勞工標準 社會條款 社會傾銷 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概述 “國際勞工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體現的旨在保護全世界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國際規范。國際勞工標準的產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國際貿易競爭。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可追溯到19世紀，美國率先于1890年開始禁止進口囚犯生產的產品，并于1930年將禁止進口的范圍擴大到所有強制性勞工生產的產品。 二十世紀末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極力主張將勞工標準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發達國家惴惴不安，因此發達國家將自身發展困境統統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工標準。(2)WTO多邊貿易體制中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勞工標準所特有的復雜性、隨意性、隱蔽性等特點迎合了發達國家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需求。通過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不僅扼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轉嫁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危機。 2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 2.1支持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在主要發達國家，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家貿易應予掛鉤有“人道主義論”、“貧困進化論”、“移民壓力論”、“社會傾銷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社會傾銷論”。 “社會傾銷論”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來生產出口產品，導致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很低。還有些發展中國家禁止勞工建立工會組織，導致工人工資被隨意壓低，工時被隨時延長，這事實扭曲了產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產成本降低。該情形使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大為減弱。這種因低勞動力成本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使其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可 這種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勞動工資低下及其他社會條件惡劣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就是社會傾銷或日勞動力傾銷、福利傾銷。這種社會傾銷現象會導致執行高勞工標準的國家將面臨一系列負面影響。所以該理論認為應將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掛鉤，對低勞工標準的國家予以貿易制裁，而不能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同時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以貿易制裁促進勞工標準的提高是防范不正當競爭、恢復和維護公平競爭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對發達國家的勞工標準應與國際貿易掛鉤的主張，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均持否定態度。其否定的理論大致包括特“比較優勢論”、“特定文化論”、“投資區位調整論”、“與貿易無關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比較優勢論”。 “比較優勢論”認為，不同國家的勞工標準存在差異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發達國家的“社會傾銷論”完全抹煞了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即比較優勢理論，否認從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有“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目前的發展格局只能是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的比較格局，國際貿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礎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發達國家要求制定統一的勞工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邏輯思路，也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可以要求限制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的發揮。這樣有違開展國際貿易的宗旨。發展中國家認為，勞動力成本的國際差異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勞 動力成本如同各國的自然享賦一樣是一個外在變量，它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基礎，這種比較優勢，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好處，不會對發達國家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是兩個領域的范疇，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體福利水平是通過貿易自由化發展全球經濟，而不是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限制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發展。 3當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3.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實踐 雖然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沒有將勞工標準納人WTO多邊規則中，但為了進一步促進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掛鉤，發達國家正以雙邊貿易協定為突破口，積極推行國際勞工標準。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國一約旦的自由貿易協定》，首次將勞工與環保標準納人其協議內容。此后，2003年，美國與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國的雙邊貿易協議中也都納人了勞工標準。 3. 2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發展趨勢 作者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是必然趨勢，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國的長遠利益。目前仍存在著生產商為獲得較高利潤而壓榨勞動者的情況。低成本策略不僅損害了人權，更破壞了國際貿易中的公平競爭秩序。各國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可能很難對某些不當的降低標準行為做出公正的處理，但各國對自己的進出口貿易都相當敏感，因此將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有利于促進國際勞工標準的實施，最終更好地維護各國勞工的基本權利，它符合各國的長遠利益。 (2)事實上目前國際勞工標準正從單邊貿易領域一步一步走向多邊領域。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都將國際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作為國際貿易的基本準則進行單邊推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雙邊貿易協定中都將國際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甚至將國際勞工標準作為給予發展中國家貿易優惠的先決條件。因此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已是必然趨勢，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3)發達國家的市場因素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必須采納國際勞工標準。有調查表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多數消費者己養成一定傾向的消費定勢，他們愿意購買符合勞工標準的產品，即使多花些錢也樂意，而不愿意買不符合勞工標準的產品。因此發展中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國際勞工標準，應對買方要求，才能在發達國家市場上打開銷路。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5

[關鍵詞]教育國際化；地方性；地方文化；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712（2013）25-0064-04[作者簡介]李徽昭（1975―），男，江蘇泗洪人，博士，淮陰師范學院國際交流處副處長，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周睿（1984―），男，江蘇泗洪人，碩士，淮陰師院文通學院講師。

當前中國，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豐富、多元，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撐與發展動力。在此過程中，教育國際化意識逐步增強，對教育國際化的認知有更多深刻感受。但仍還有不少辦學單位的教育國際交流參與者依然存在著結構性思維定勢，抱守著“國際高于地方”的思想觀念，忽視了教育立足地方辦學的實際。交流合作的過程中，地方文化得不到凸顯，國外合作院校與人員不能深層感知教育所在地的文化特色，也就無法推動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深入發展。

一、教育國際化的思維誤區

近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教育加速發展，教育國際化已? 各大高校也出臺了許多措施促進本單位教育的國際化，尤其是在教育教學中不斷引進新的教育理念，但“國際高于地方”“他國文化優于我國地方文化”依然是眾多辦學單位主要的思維方式。由此在教育中出現了忽視地方文化，盲目無主地參與國際化的現象。

（一）國際高于地方的思維誤區

教育國際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教育從大國向強國邁進的重要舉措。在全球化為主要發展趨勢的21世紀，教育國際化并非某些發達國家所特有的教育，而是世界各國在經濟一體化環境下對教育提出的發展要求。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經濟相互聯系、相互依存與合作互助程度的不斷提高，高等教育乃至于基礎教育不得不日益走向國際化。早在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發表了《關于高等教育的變革與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適切性”“質量”相提并論，認為它們是世界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三個主要方面。也就是說，教育國際化對教育變革與發展是其必不可少的步驟。由此可見，各國對教育國際化已達成一種共識和認同，教育國際化勢不可擋。

面對洶涌的教育國際化潮流，我國教育國際化也陷入了西方化、美國化誤區，表現出文化弱勢的卑微心態，使我們在比較和評價中外教育時失卻了客觀標準，失去了立足本地發展的文化主體性。各教育機構辦學地方的文化無法在全球化的文化體系中與西方或美國文化比較，無法凸顯本土文化價值。尤其是，不少辦學機構對教育國際化的認識出現了誤差，認為既然教育已經走向了國際化，那地方文化就沒有意義了，教育國際化主要在于吸收西方文化，引進他國先進的教育教學體系。更有一些辦學單位簡單地把教育國際化理解為聘請外籍教師上幾堂課、選派學校的一些“達標（達到西方高校的入學要求）”學生出國交流或留學，這就是教育國際化，或者認為與國外高校進行一些合作和交流、舉辦幾場訪談，就叫國際化。

上述理解都是喪失本土文化自主性的陷入誤區的教育“國際化”，他們把教育國際化的內涵變成了簡單而狹隘的片面之詞，人為地把教育國際化和地方文化分離。對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國際化”不僅僅只是一個向強勢國家學習并吸納、融匯本土文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我們在與強勢文化比較中重新觀照自身、向西方國家推介地方文化使雙方互動交流融匯并適應的過程，這樣的教育國際化才是教育思想、經驗及資源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對話、交流的真正的國際化。教育國際化是地方文化與西方互動學習借鑒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形成自己的東西，因此，可以說國際化同時也是一個地方化的過程。

（二）國際與地方的文化辯證關系

教育國際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種真正融于全球意識環境中的教育體驗。它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課程中的國際內容；二是與學者、學生的國際流動；三是國際技術援助與合作。[1] 地方文化是地方教育機構辦學的立足點，各教育機構立足地? 教育國際化與地方文化具有內在統一性，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兩者可以互相促進。一方面地方文化通過教育受惠于國際化，吸收國際化的養料，顯現出地方文化的價值與特性；另一方面地方文化又能很?

魯迅曾說：“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今天我們對這句話的理解顯然已經更為深入，民族的東西必須具有世界性、全球共融的文化特質才真正具有世界意義，否則只會被時代和世界淘汰。因此，地方文化只有通過國際化與全球其他異質文化不斷碰撞，才能找到地方文化的獨特位置。也可以說，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應該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既要在兩者之間堅守科學合理的文化立場，更要以本土化為目標，以國際化為手段，保持一種胸懷開闊的批判理性，通過全球化壯大地方文化。正因為如此，教育本土化不能代替國際化 ，教育國際化也不能排除本土化，兩者必須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

二、高等教育中的地方文化與國際化

（一）大學教育具有地方文化屬性，教育內涵于地方文化中

“教育既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的動因。從廣義上說，高等教育是制度文化的組成部分，其發展變化也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約和影響。”[2]教育的過程就是文化傳承的過程，教育活動的各個層面都蘊含著文化因素。文化功能是教育眾多功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地方院校在地方文化領域也進行了一些嘗試，比如利用地方深厚的文化資源開展名人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江蘇淮安各高校對精神的研究，對大學生人格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有的高校通過博物館、圖書館等載體，宣傳地方文化和歷史傳統，使地方文化深入人心；有的高校設立專門的地方文化研究機構，把地方文化作為校本課程的一部分，與地方開展深度合作，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

大學文化既是地方文化的組成部分，又明顯區別于地方文化，高校四大職能中的人才培養以及文化傳承和創新功能，對地方文化的宣揚與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學作為向社會輸送專業人才和提供高科技服務的教育機構，與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人文素養的提升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大學教育與地方文化的交融應該愈加深入。大學教育內涵于地方文化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對地方文化的挖掘。高校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科研條件，為地方文化開發和保護提供智力支持，地方文化應? 二是對地方文化精神的研究。地方文化資源豐富多樣，但同時文化發展問題也很多，高校對地方文化的整理、考證研究將起到重要作用，高校通過地方文化精神的梳理推動學校校風與辦學精神的深入發展。三是對地方文化創新和宣揚的作用。地方文化既有與時俱進的內在價值追求，也有發揚光大的內在需要，高校作為人才和技術匯集地，創新地方文化、宣揚地方文化責無旁貸。

（二）教育國際化首先須本土化

高等教育國際化指的是“將大學教學、學習、研究及管理等置于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及世界教育和文化的大環境中去進行建設與管理”[3]。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文化融合的過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多樣化、民族化的地方文化逐步凸顯出來。從教育本身來說，它具有對文化的生產、傳播、創新功能，這就要求它既應該有“兼容并包”的系統，又要具有“海納百川”、吸納各民族或地方先進文化的度量。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兩者可以互相促進。為了形象地理解上述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麥當勞的本土化策略成功的事例也許是最有說服力的。首先是麥當勞公司因地制宜，制定符合當地市場的本土化服務營銷組合策略。麥當勞公司根據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消費者在飲食習慣、飲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別稍作變化。在中國，麥當勞就推出了麥樂雞、麥樂魚、麥辣雞腿漢堡、麥香豬柳蛋餐等符合中國消費者飲食習慣的快餐食品。其次是制定本土化的促銷組合策略。本土化促銷組合策略必須考慮當地的文化、風俗和傳統。麥當勞公司的員工都是經過標準化培訓的當地人，本土化促銷主要是通過在電視、報紙、互聯網上做廣告，廣告主角都是普通的中國本土人民，廣告充滿地方文化氣息。在教育國際化過程中，無疑應該學習麥當勞的本土化經營策略，不斷在國際化過程中凸顯地方文化，將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逐步本土化，使之適應地方學生、辦學環境等，這樣的國際化才能真正符合地方文化的發展，也才能推動各個立足辦學地方的高校的發展。

三、教育國際化的地方文化方式

（一）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地方文化定位，突出地方特色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地方文化是一個地區的教育、風俗、人情、物質的綜合體現，也是中國國家文化多元性的根本表現。地方文化是地方高校發展的血液，是地方高校形成辦學特色的源泉。地方高校和地方文化建設應該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相互發展。以蘇州地方文化發展與蘇州大學建設之間的關系為例：20世紀初，蘇州得海外風氣之先，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使蘇州文化重煥生機，蘇州文化中的精致優雅、爭先發展等因? [4]

在全球文化中找準屬于自己地方文化的定位，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地方文化特色，在此方面，不少地方做出了嘗試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揚州立足自身地理、歷史和文化特點，抓住“京杭運河沿岸眾多城市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這一亮點，通過“世界運河名城博覽會”這個平臺，推動自身走向世界，使揚州文化獲得國際化發展。揚州是世界最早也是中國唯一與運河同齡的城市。歷史上，揚州因運河之利? 揚州的鑒真東渡日本、韓國崔志遠來揚為官、意大利馬可?波羅旅居揚州，不僅向世界介紹了揚州，也促進了揚州文化與國際文化的交流。2007年以來，揚州先后與31座外國城市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成功向世界展示揚州地方文化魅力，成為讓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5]

（二）辦學單位應以地方文化建設推動學校國際化

地方院校要傳承、發展地方文化，必須結合課程教學，將地域文化內容靈活地融入到課程內容中。文化與課程存在著天然聯系，作為學校教育核心內容的課程與當地的社會文化處于不斷的互動之中。學校應該引導教師、學生正確對待地方文化、發展地方文化。比如在課程設置上，可以安排介紹地方文化的課程，可以在課程教學中融入地方文化的相關內容，增加學生對地方文化的了解，加強學生對地方文化的認同，確保傳授國際文化知識與提高地方文化知識儲備并重。具體而言，語言文化類選修課可以在英語閱讀教材中設置地方文化為主的文章，介紹典型的地域特色文化；地方文化類選修課可以讓學生了解、認識、傳播地方的傳統文化，能用中、英文雙語表述地方文化的主要內容，其根本目的是達到語言學習與文化傳播雙贏局面。地方文化是內容，英語是形式，兩者的結合可以使外語學習言之有物，更有現實意義，既滿足文化傳承的需要，又能避免學生對單純的英語基礎學習產生倦怠。[6]

除此之外，地方文化建設可以從教材建設入手，注重地方文化品牌的外譯和輸出，將本地的歷史、民俗等具有特色的文化內容翻譯成英語，推廣本地文化。通過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將這種地方文化融入教育的各個環節。

在教育日益走向國際化的背景下，只有凸顯地方文化價值，增強地方文化與國際化思潮的互動交流，才能深刻感知教育辦學所在地的文化特色，才能在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上得到深入發展，從而更好地以地方文化建設推動教育國際化。

參考文獻：

[1]趙中建。從一所學校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J].全球教育展望，2001（1）.

[2]劉海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本土化[J].中國高等教育，2001（2）.

[3]張芹。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標準與實施對策[J].繼續教育研究，2005（1）.

[4]李徽昭。地方高校國際化的理念誤區與文化認同[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12（6）.

國際關系論文 6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于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任務認識還不足，因而沒有制定出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在處理與其他黨派的關系中，一律采取“攻擊、排斥”的態度，認為當時中國的“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北洋軍閥政府都是反動的，主張中國共產黨“永遠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相互關系。”[39]隨著革命的發展，由于敵人的力量過于強大，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依靠無產階級孤軍奮斗是不夠的，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40]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尋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民族利益的大義出發，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共認識到只有聯合才能實現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綱領。1922年6月，中共發表了《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對做出了公正評價，又對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及脫離群眾做出了誠懇的批評，表示愿意與孫中山聯合，緊接著黨的“二大”上通過了“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公開聲明：“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革命的新黨派，組織民主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帝國主義壓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41]這個決議案表明，中國共產黨放棄了排斥一切其它政黨的立場，確立了與派聯合共同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

中共選擇做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聯合力量除了共產國際的因素外，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考慮：首先，事實證明中共單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可能戰勝武裝到牙齒的敵人。中共自成立后，就開始領導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工運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對比懸殊，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工運迅速轉入低潮。于此，中共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依靠無產階級孤軍奮斗是不夠的，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就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42]它表明中共意識到尋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時，中共不得不對先前的政策進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綱領，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聯合戰線的主張。其次，是因為本身的特點。雖然孫中山領導的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但自清末以? 因此，中共覺得在“在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是比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會各階級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更大更革命的黨，既使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與的合作。2、服從共產國際的利益，中共從黨外合作轉向黨內合作隨著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為服務于蘇俄遠東戰略利益對中國民主革命策略的調整，國共合作就成為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加強聯系，蘇俄同國民政府結成聯盟的關鍵性環節。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大多數領導人尚未轉變思想。為了統一認識，1922年1月，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會(即第一次西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扭轉中國共產黨人對的認識。馬林提出“共產黨人放棄排斥的立場，并在該黨內部開展政治活動”。但中國共產黨明顯抱有非自愿性與非自覺性的抵觸情緒。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如此合作，必然會束縛其革命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阻礙其力量壯大和發展，使其扮演合作中一個弱勢群體的角色。所以陳獨秀及與會者都強烈反對加入，僅同意國共合作。西湖會議結束以后，陳獨秀于4月寫信給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明確表示反對馬林“關于全體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的提議”。1922年夏，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回國，帶回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國民革命，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斗爭。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及《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這個決議符合國共合作的基本原則，確立了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基調。但關于聯合的方式問題代表們仍然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為了進一步統一黨內對國共合作的認識，馬林于7月17日向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一篇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肆意夸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橫加指責。他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運動表示悲觀失望，甚至錯誤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內去做”的口號。1922年8月，馬林隨蘇俄特使越飛再次來華。馬林這次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由于孫中山拒絕采納建立聯合政府，實行“黨外合作”的建議，所以，就必須說服中國共產黨接受加入的建議，以解決意見分歧。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8月17日召開了第二次“西湖會議”。、蔡和森等仍反對馬林的主張。陳獨秀也表示不同意馬林的見解。但在會議上，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七月決定和八月指示，堅決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建立國共統一戰線。由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在組織關系和經濟上對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完全依賴，為了避免與馬林和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的爭執，會議經過激烈的討論，多數人都不得不接受加入的主張，陳獨秀也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建議。最終，馬林以“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辭，壓制黨內不同意見。中共中央出于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45]第二次西湖會議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認識，從而已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確定了共產黨加入，與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從而奠定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三）采用黨內合作方式，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對同合作這一戰略利益的認識也是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由于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在處理與其它黨派的關系中一律采取的是“攻擊、排斥”的態度。但由于敵人力量的強大，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別是在“二七慘案”的創痛后使得共產黨不得不認識到只有聯合可以依靠的力量，才能打倒共同的敵人。在列寧作出了“無產階級可以同資產階級聯盟，哪怕這種聯盟是暫時的，不穩固的”這一指示后，中國共產黨根據列寧和共產國際關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特殊性的有關論述，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獨立斗爭是不能得到勝利的，而還要有各階級的援助。”[46]“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只有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47]于是采取了以共產黨員個人身份加入的合作形式。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一種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過向與它有聯系的工人群眾和組織滲透，并最終從那里能奪取這些工人群眾和組織，壯大黨的力量；同時在內部建立比較穩固的共產黨集團，最終能由共產黨人奪取對中國革命的最終領導權。中國共產黨對同合作的戰略利益認識和政策都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

1、利用的組織和威信，迅速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后，雖然經過多方努力，其力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時間還是相對較短，民眾的覺悟也還沒有達到更深層次的認識，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范圍有限，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廣大群眾中的影響還不是很廣泛，黨員的發展速度也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底，中共二大召開前夕，黨員人數只有195人，就是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開時，全國的黨員也只有四百余人，這與黨員有數萬人的根本無法相比。

從1894年起，孫中山就一直堅持革命斗爭，他在中國民眾中的影響非常廣泛。本身雖然是一個紀律比較松散的政黨，但作為一個富于革命傳統的政黨，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聯系，不僅在南方有著較為普遍的各級組織，在北方也有其黨的活動，甚至當時的各省督軍中也大多數都是員，再加上在廣東有一塊根據地，還支配著一定數量的軍隊。特別是在省港大罷工后，由于的積極參與，使得在民眾中的影響與日俱增，而共產國際也更看重，認為其是一個進步的黨派。1923年2月，發生了吳佩孚鎮壓工人運動的“二·七慘案”，“二·七慘案”的發生使得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意識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勢力的兇殘，于是在黨內統一了思想，接受“黨內合作”，決定全黨加入，借助原有的組織和勢力，到內部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來壯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2、利用的“合法”地位，使共產黨的活動公開化

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起，由于其宣揚的無產階級理論和宗旨，就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勢力視為洪水猛獸和心腹大患。共產黨被北洋軍閥和地方軍閥視為非法的極端組織，不僅共產黨人的活動被禁止，共產黨員被大肆捕殺，就連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報刊也被全部查封，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活動就只能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這就嚴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農運動的開展，這也是黨的力量一直無法壯大起來的直接原因。而它不但在中國的南方的政治版圖中占有優勢地位，還擁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根據地，更重要的是在國會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樣中國共產黨加入后，由于孫中山同意共產黨人在內宣傳無產階級思想，這樣就可以憑借的合法地位，使得黨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從而擴大自己的影響，壯大黨的力量。

3、利用在民眾的廣泛影響，積極宣傳共產主義思想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由于人少勢微、力量弱小，早期的革命工作只能局限在部分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中。勞苦大眾雖有迫切擺脫被剝削、被奴役處境的要求，可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對于他們來言是過于遙遠的，由于沒有親身體驗到共產黨倡導的社會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對于“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這些口號，一時也難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認為這是過于激進，是不可能實現的。而由于它在中國革命中的長期斗爭，已經是一面盡人皆知旗幟，孫中山等人與工人和農民有著大量的聯系，的基層黨組織也十分普遍，他們的三民主義主義學說和民主共和的觀念也在幾十年的革命斗爭中深入人心。而且在共產黨加入、聯俄聯共后的改組實行的“民族平等”、“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等較為現實的主張更易被群眾所接受，既然孫中山許諾共產黨員加入后能在內宣傳自己的主張，那么共產黨便可以在國民革命的進程中，在宣傳三民主義的同時，不失時機的加以共產主義的教育。通過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借次擴展馬列主義的群眾基礎，提高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和認識水平，擴大黨組織的影響，為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自覺過渡做好理論的、群眾的準備。

（四）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堅持黨的獨立領導權采取何種方式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當時蘇俄及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三方爭執的焦點，也是關系到國共合作統一戰線能否最終建立的關鍵所在。起初，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陣線”的兩黨平行合作的方式，遭到孫中山的拒絕；隨后，蘇俄及共產國際代表提出“兩黨合并”方式，并促使中共接受，遭到中共的堅決抵制。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下，排除來自“左”與右的壓力與干擾，提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中去的新的“黨內合作”方式。如此，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得以建立，中國民主革命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探尋到這種既可使孫中山欣然接受，又不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精神，同時又能從根本上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合作方式，充分顯示了黨在那一歷史時期已經注意到了要掌握黨獨立領導權的重要性。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策略制定以后，碰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督促國共兩黨盡快貫徹執行。孫中山已經明確表示只接受中國共產黨加入。在孫中山拒絕了國共兩黨平行合作的建議之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達林又提出實行“兩黨合并”的新方案。“兩黨合并”的意見雖被中共“二大”所否定，卻仍然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與支持。共產國際執委會明確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須在馬林的指導下進行，“共產黨為完成他們的任務，必須在內部和工會中組成從屬于他們自己的團體。”[48]為此，中共中央又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專門討論國共兩黨的合作方式問題。會上，馬林為促使“國共合并”,進一步向與會者施壓；而絕大多數與會者依然強調：這樣做勢必“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49]就在雙方爭執不下、陷入僵局的時刻，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即共產黨員有條件地加入，并以少數領導人的率先加? 這個意見化解了爭論雙方的尖銳矛盾，使大家心平氣和起來，會議由此出現了轉機。經過進一步協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代表終于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參加”,實現國共兩黨“黨內合作”。這一方式與馬林提出的“兩黨合并”同是“黨內合作”,但二者間有本質區別。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后，自己的組織機構和一部分黨員獨立于組織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壯大。1923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與關系問題的決議》,排斥了國共兩黨合并的主張，采納了中共提出的“黨內合作”方式。決議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在斗爭中卷起自己原來的旗幟。”[50]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以此揭開了國共“黨內合作”的序幕。實踐證明，這一合作方式對國共雙方都是有利的，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進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具體方式問題的解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盡管年幼，但已經嘗試把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問題，充分顯示了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的統一。四、正確看待戰略利益互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作用及其啟示

（一）沒有利益就沒有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因此而形成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的過程中，之所以合作是出于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來爭取共產國際和蘇俄更多的軍事經濟支援，強大自己力量的戰略利益需要；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合作是因為遠大的階級目標和本身相對弱小的階級力量，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自身戰略利益的角度出發也可以利用來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戰略利益需要；蘇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國際環境的惡化與維護新政權，想利用中國的革命力量來保障自己在遠東的戰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中國向它發起進攻。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從實質上看，無疑又是、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三方面的合作。為什么這三個在民族利益、階級利益上兩兩迥異的主體會走向合作呢？一句話，是“戰略利益”這根鏈條把、中共和蘇俄三方捆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三者戰略利益的彼此互動，最終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從理論上講，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是很難走在一起的，因為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其黨綱、無不具有濃厚的資產階級人文色彩，其奮斗目標也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其最終歸宿的，盡管其“三民主義”有一定的民主內涵，盡管孫中山推行“以俄為師”的政策，然究其本質，其依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模式，依然不能填補橫亙于國共兩黨之間的階級鴻溝，且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僅是一種政策，只是一時為了戰略利益的適時調整，而非一種政綱，從而也意味著國共合作的短暫性與適時性。同樣的道理，俄共、中共是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它的目標是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所以，合作主體在階級本質上是形同水火，在歸宿上是南轅北轍的，但是各自戰略利益的現實需要超越了理論的時空，使彼此結成了聯盟。

就而言，如果不聯俄，那么不僅俄援未得，而且蘇俄很有可能與北京政府或其他軍閥相接近，這樣在英美離去的情況下就有被中外反動勢力消滅的危險，為了發展的前途，就必須聯俄。退一步講，蘇俄還很有可能援助中國共產黨，于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就會飛速增長，為了戰略利益觀的產院發展，也必須聯俄。此外，既已聯俄，就不可能不聯共，因為中共蘇俄是馬列主義藤上的兩個瓜，在政見上有著先天的趨同性。正如廖仲愷在討論聯俄聯共政策的可行性時說：“世界各國和中國都不能聯絡，我們在國際上正缺少朋友，現在俄國既誠心與我們聯絡，我們便不應該拒絕它的黨徒(中共)。”[51]可見，對來講，聯共是其聯俄的橋梁。而且當時中國共產黨也是國內最革命的政黨，盡管人數少，但代表著一種新興階級的力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所以，如此利害相較，既便感情上不愿聯共，可理智上卻不得不聯共。

就中共而言，盡管一成立就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但惡劣的國際國內環境，自身力量過于弱小的客觀現實，舉步維艱的革命形勢，都使它不得不外聯蘇俄，內聯。盡管也知道這樣做會給自己的正常發展帶來一定的危害，但為了實現宏偉的藍圖，只得在前進的車輪上套上聯俄、聯孫的韁繩。

最后就蘇俄而言，如果只親共而遠孫，就會冒著把推入英美懷抱的危險，如此，其對華政策就失去了短期戰略利益；反過來，如果只抬孫而抑共，其對華政策又失去了長遠戰略價值。所以，如何把長遠戰略價值與短期戰略利益結合起來呢？那就只好就采用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形式，而自己則充當合作的樞紐。一方面壓制中國共產黨接受提出的不合理條件，使合作得以實現，以維護其暫得利益；另一方面則幫助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共能變成“孫悟空”把掏成一個“空葫蘆”或擠成一個“干檸檬”,以逐步實現其長遠戰略利益目標。

因此，可以說正是這一系列戰略利益的互動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當然，這些戰略利益是雙向的、互動的，戰略利益的互動就是保持彼此間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磁場，使彼此的內在利益需求在相互依存中得以實現和保障。如就民族利益論，中共與更為接近；就階級利益論，中共與蘇俄又更同聲；就力量大小利益論，與蘇俄更居主導；反過來，中共彌補了與蘇俄意識形態的缺陷，蘇俄緩和了國共兩黨階級利害的沖突，提高了中共在蘇俄方面的地位與份量。所以，合作之于中共、蘇俄和，可謂“合則三成，離則三傷。”

（二）有利益必然就有沖突，第一次國共合作因此而破裂

19世紀英國保守黨領袖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經說過：“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在于三者的戰略利益有著本質的差異和激烈的沖突。國共合作對于三者來說不過是戰略利益互動的結果。因此，任何一個事物的產生、發展和消亡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第一次國共合作作為一個統一體，其本身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建立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三者擁有共同的戰略利益需要，但當這種三者的戰略利益需要發生異變時，這個統一體就會喪失存在的理由，解體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正是由于共產國際、、中共三者的戰略利益本質上的不同，導致了互相戰略利益關系的劇烈沖突，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最終走向破裂。

1、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利益沖突——“新”與“舊”的利益沖突

共產國際和蘇俄對孫中山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當然不只限于對現實遠東戰略利益的考慮，它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就是希望通過援助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在中國迅速推進蘇式的革命，實現其“東方戰線”的戰略利益構想。共產國際執委會和聯共（布）的領導人都一致的認為中國是“國際沖突的焦點和國際帝國主義最薄弱的地方”，“是具有很大的意義和巨大的成功機會。[52]因此，共產國際和蘇俄總是有意識地去改變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極力想把變為中國最“激進革命的”、“工農的”、“雅各賓式”的政黨。他們利用孫中山需要俄國革命的組織和方法改組的機會，按照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改組了，影響孫中山對三民主義重新加以解釋，讓的革命方略也發生了較大的轉變。

盡管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影響下改組了，對三民主義賦予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定義，但這不表明孫中山的革命理念發生了根本變化。孫中山贊成聯俄聯共，并不是他有傾向于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孫中山之所以想同共產國際和蘇俄接觸，是因為他要借助蘇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來實現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革命理想。因此，孫中山也是在有意識、有選擇的去接受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影響。改組后的孫中山言論就表明，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和蘇俄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孫中山的目標是要繼續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業，“徹底地”、“同時地”解決中國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問題。而共產國際和蘇俄希望孫中山依靠工農群眾的力量，發起一次徹底的國民革命運動，將舊的統治階級及制度從根本上，重新建設有布爾什維克式特點的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也就是說，孫中山由于他的階級局限性和資產階級思想本質只能讓他依然繼續他的舊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共產國際和蘇俄為了革命化中國的戰略利益，希望孫中山發動的是帶有布爾什維克性質的新式資產階級革命。這種“舊”與“新”的利益沖突也預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結局。

2、中國共產黨與的利益沖突——“左”與“右”的利益沖突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政治機體是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容的。是一個階級成分非常復雜的政黨。除極少數工人外，它有比較開明的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還有極右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后者在的領導層，影響日益增大；而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識的左派，則力量比較薄弱。由于聯俄聯共這一動因對于來說只是權宜之計，并沒有在內部形成全黨認識的統一性和普遍性，1924年孫中山對的改組沒有改變這一狀況。

國共合作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加入，使得內部的各種階級成分更加復雜化，由于各自所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它內部無時無刻不進行著各種利益的斗爭和較量。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國革命出現了嶄新的面貌。而大多數尤其是領袖對工農運動的日益高漲、共產黨組織和影響力的急速擴大十分懼怕，于是強迫共產黨員絕對服從，一切的活動都要經過，這無疑與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方針、策略的利益相沖突，也使得內部的階級矛盾變的尖銳起來。內部代表地主買辦官僚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想要按照他們的階級利益改變革命的政策，奪取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和左派也想逐漸掌握革命的領導權，使革命朝著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發展，于是，兩種利益的沖突必然使得共產黨人和的左派面臨著同作斗爭的問題。

1925年孫中山的逝 從西山會議，中山艦事件到整理黨務案，由于共產國際和蘇俄的縱容和指導方針的失敗，的或右傾勢力掌握了和國民政府的領導權，及其政權的革命性迅速的蛻化變質。由于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干涉，聯俄想獲得軍事和經濟援助這個最直接的動因也隨之消失。同時，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使得共產黨人孤掌難鳴。不久在利益關系的驅動下，內部的各主要集團都投入了帝國主義的反蘇國際陣營。聯俄動因的消失就是的公開化，于是開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劇以劇變的形式宣告了這場“左”與“右”的利益沖突，以“左”的失敗導致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3、國共兩黨對于“黨內合作”認識的利益沖突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是在國共雙方還均無聯合意向的情況下，由共產國際帶包辦性的幫助和國共兩黨領導人會商同意迅速實現的。國共合作是共產國際首先提出的，兩黨合作的迅速實現，主要由于共產國際為了盡快滿足蘇俄的遠東戰略利益，在指導思想上太過于急于求成，結果導致了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失誤。為了盡快實現國共合作，共產國際不惜放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認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53]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孫文越飛宣言》中，竟然同意孫中山“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中國”的錯誤觀點。總之，在國共合作形成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共產國際基本上以孫中山的態度為主。這樣，在國共合作實現后，以讓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產國際代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結果，既助長了中共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又使更加放肆地進行分裂國共合作的活動。

共產黨與合作的問題，自共產國際提出之后，主要在兩黨領袖層間進行磋商，由雙方主要領袖參與和作出國共合作的決策。在合作形成過程中，雙方都忽視了對各自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進行“黨內合作”的宣傳解釋工作。結果，當國共“黨內合作”的決定公布后，由于原來意識形態的不同，戰略利益目標的迥異，雙方黨內都產生了不同的思想混亂和反對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是靠組織紀律改變了黨員的態度，則是靠孫中山的領袖權威推行與共產黨合作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成立時，是對持根本排斥態度的。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也是一直堅決反對采用“黨內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產國際的嚴明紀律，因此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黨員加入，并不是在思想上認識了到了“黨內合作”的意義，而基本是比較勉強的組織服從。這種狀況導致了合作缺乏深厚強固的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這又影響到黨的領導層，使中央領導人對國共合作的前途抱一種消極悲觀的態度。在國共合作形成期間這種犧牲自身利益在黨內造成的不良情緒，正是中國共產黨基本不能正確處理國共合作形成后發生的種種復雜事變的重要原因。

方面則是當孫中山作出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定，的一些老黨員“頓起懷疑”,“群起排斥”,產生了一股懷疑和反對合作的“暗潮”。[54]雖經孫中山多次解釋說明，“暗潮”終未消退。直到一大前夕，《中國改組宣言》剛發表，鄧澤如等11人還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反對聯共政策。戴季陶也認為“改組之動機，殊非適當”,反對與共產黨合作，拒絕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出席一大。[55]此外，的領導人和老黨員如胡漢民、張繼、、廖仲愷、徐謙、葉楚傖、謝持等，雖曾協助孫中山，為改組奔走效力，但是，除廖仲愷等極少數堅定的革命者外，其他的人與其說是服從孫中山的決策，倒不如說是服從孫中山的領袖權威。他們是極不情愿、極其勉強地表示與共產黨合作的，至于散處各地的組織和黨員，對于聯共政策，更是大多數或滿腹疑慮，或聽之任之，或一無所知。有的把即將進行的改組與歷史上的幾次改組等同視之，有的還誤認為是“改為共產黨。”

由上可見，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立之前，國共兩黨從中央到地方，從骨干力量到普通黨員，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對于國共合作大都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積極的思想準備，利益的沖突使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超過了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比較普遍地呈現一種消極心理態勢。特別是相當多的人對國共合作所持的敵視和懷疑態度，已經隱藏下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的必然因素了。

（三）正確利用戰略利益的需要，尋求國共兩黨“第三次握手”

自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中華民族的歷史就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共兩黨的利益關系演變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特別是在1949年前，兩黨的分分合合對中國的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1937年就說過：“十五年來的中國政局，國共兩黨的關系是決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兩黨合作，早成了第一次革命的勝利。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56]1949年逃往臺灣，遠離大陸的政治中心后，國共關系雖不再主導中國社會的發展，但由于兩黨各自掌握著大陸和臺灣的控制權，由此產生的影響深遠的，使得新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中國與世界格局的關系，時時刻刻都在兩黨矛盾的影響下演變。

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失去了在臺灣的執政黨地位，因此，國共兩黨的關系對于中國局勢發展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削弱了。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期望通過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來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但現在以在野黨的地位，為了維護其黨派利益，爭取選票，有意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距離，因此，在重新奪回政權之前，幾乎是不可能實現正式的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當然，這不是說國共兩黨的關系對解決沒有任何作用。大陸與臺灣的統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條件。加強國共之間不同方式的聯系和合作，就像2005年原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那種心領神會的配合和默契，對于遏制分裂勢力的發展，促成祖國統一的實現，依舊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我們應該尋求國共兩黨更為多樣和靈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來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服務。因此我們仍然要充分利用利益互動這一關系來推動兩岸的和解關系。這個利益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就是中國國家的統一，民族的統一，中華民族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大。

1、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社會進步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中華民族的歷史證明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黨派和階級利益的，一切政黨和階級只有為了民族利益不懈奮斗，才能在歷史占有自己的地位，發揮自己的作用。誰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貢獻，誰就會得到肯定和贊揚；誰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形成了阻礙作用，誰就會很難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舞臺上立腳。歷史總是客觀和公正的，只有拋開自己政黨和階級的局部利益，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益服務，才能順應歷史潮流。

解決，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國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愿望。反對分裂，堅持統一，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符合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歷史為我們留下了，這就需要今天的國共兩黨拋開兩黨的歷史宿怨和黨際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決。

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在80年前為了實現民主革命的勝利，首度攜手合作對抗共同的敵人北洋軍閥；70年前又是在中華民族的最危機時刻，再度攜手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這兩次合作都是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已經超越了兩黨的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沖突而發生的。隨著大半個世紀彈指而過，今天的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黨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關系，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大框架下，似乎有第三次合作的必要與可能。“和平之旅”的利益考慮雖然是出于扁和宋出現了聯合，破壞了泛藍的合作利益，使得在失去了政權又失去了立法院多數的情況下產生了強烈的黨派生存危機意識，不得不置死地而后生，打出了過去想打卻一直怕被扣賣臺帽子而不敢打的“大陸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連戰的大陸行在臺灣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民意支持，這說明在國共兩黨之間，兩岸之間，同時在民族利益的驅動下正朝著一個“合”的方向或趨勢發展，而我們應該抓住與共產黨之間基本矛盾對立的消失而走向“合”的機緣，在民族利益的驅動下，為解決兩岸問題做出最大的努力。

2、民族利益合則興，分則衰

綜觀歷史上的兩次國共合作對民族利益的貢獻，曾經評價過：由于第一次國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更為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被打倒了。”[57]而在抗戰時期，“如果沒有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建立與堅持，如此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發動、持久與爭取勝利，是不可能的。”[58]鄧小平則說過：“臺灣當局總是講凡是搞統一、合作，都是他們倒霉、吃虧，共產黨占便宜，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兩次國共合作對彼此都帶來了很大的好處，主要是給民族、給人民帶來好處。第一次合作實現了北伐。北伐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兩黨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對付日本軍國主義。抗戰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兩黨利益。”[59]也說過：“團結是國運昌盛、民族振興的保證”。聯系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我們可以深刻的認識到，一個民族的團結與和睦，對于一個民族的進步和發展來說，具有多么大的影響和幫助。總結中華民族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應該更加突出地強調和確立民族利益團結合作的理念。

而兩黨的分裂，無論其原因是必然還是偶然，無論利益沖突是外力壓迫還是內部階級利益的，都在客觀上加劇了中國不同階級、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全方面對峙，將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斗爭推到極端尖銳、殘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擴大了民族、社會、國家分裂的鴻溝。前后20多年的戰亂，隨后接著50多年的兩岸對峙，對中華民族造成了無法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損失，造成了對無數家庭的破損和毀滅，造成了中華兒女心靈上的巨大創傷和隔離。這種有形和無形的后果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響是及其深遠的。今天的兩岸問題雖然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但在當今復雜的國際形式下，客觀上給了外部敵對勢力以很多可乘之機會。世界上不少國家，笑看中華民族的內部紛爭，以大做文章，嚴重制約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發展。造就了全球華人的大分裂，嚴重削弱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影響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直到今天，依然是中華民族心中的巨疼，讓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付出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和代價。

3、求存同異才能實現民族利益

歷史是不可改寫的。但人們總是能夠從歷史中獲得更多的經驗和教訓。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要從更加宏觀的角度，更加高廣的境界，來思考和總結國共兩黨分合史對于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響所提供的經驗教訓。今天我們研究國共關系，最重要的就是通過研究國共關系的分與合與兩黨各自的利益關系，了解利益互動在國共合作與破裂的歷史進程中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最終要用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求存同異致力于推動的解決，實現海峽兩岸的最終統一。

我們要看到國共兩黨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是合作還是破裂，都存在著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上的利益沖突，而有些利益沖突是本質的、不可調和的。面對中華民族內部復雜的利益關系和矛盾時，我們需要求存同異。因為國共兩黨之間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個別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利益產生的矛盾沖突，又需要雙方的調和與協作。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進步與發展，是民族利益的大利益；各個階級、政黨的特殊利益，相對于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來說是小利益。小利益是要服從大利益的，而實現了大利益，各個階級、政黨的小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和實現。

我們還要看到，一個與大陸政治分隔半個多世紀的臺灣，是一個已經充分經歷美式政治民主化的熏陶，甚至也經受過民粹政治洗禮的臺灣，它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多級的、多樣的，很難與大陸當前的利益需求等量齊觀。雖然我們是以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為共同目標，但兩岸各自的利益需求在民族利益的驅動下求存同異的整合是需要一個漫長的、艱苦的、復雜的歷史進程。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要正確利用利益驅動這一解決的關鍵因素，有信心，有耐心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我們最大的努力和貢獻。

結束語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雖然是共產國際和蘇俄、、中國共產黨三者戰略利益互動的結果。

但它既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國共兩黨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所作出的正確選擇。這次合作，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雖然第一次國共合作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10年之后，隨著抗日烽火四起，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汲取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了團結御侮、為了中華民族利益的共同目標，國共兩黨成功的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國共兩黨兩次合作的史實雄辯地證明：合則兩利，分則兩損。而今，人類已邁入21世紀，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社會狀況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共兩黨關系也出現了新的情況。但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永遠是我們團結一致的內在力量。在香港、澳門已順利回歸祖國的情況下，盡早結束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更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們堅信，只要海峽兩岸以中華民族利益為重，求存同異，正確把握利益互動的需要，汲取兩次國共合作的寶貴經驗和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并使之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得到新的發展，就一定能夠完成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選集》（第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鄧小平文選》（第一至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編，《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擋與中國革命史新論》，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5]向青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6]曹軍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若干問題》，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姚金果，《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研究的新進展》，《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8]王廷科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研究述評》，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9][蘇]索波列夫等著，《共產國際史綱》，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10]黃安淼著：《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1][美]赫爾穆特·格魯伯著，《斯大林時代共產國際內幕》，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2]王禮訓、陳再凡等著，《共產國際歷史新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13]于俊道著，《中國革命中的共產國際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14]曹軍著，《思想與共產國際關系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15]列寧著，《論共產國際》，火炬出版社，1938年3月第1版

[16]郭德宏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關系研究述評》，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9]《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1921年6-7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20]杜文煥、劉德喜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21]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第六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3]黃修榮著，《共產國際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求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24]《共產國際大事記1914—1943》，中共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25]向青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6]楊云若、楊奎松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27]烏傳袞、馬寶華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大事提要（1917.11—1943.7）》，安徽省政府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1985年8月第1版

[28]申長友著，《與共產國際》，黨建讀物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29]陳再凡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0]斯大林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第1版

[31]（蘇）弗·維·亞歷山大羅夫著，《列寧和共產國際》，求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32]黃修榮著，《第一次國共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33]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34]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35]張賦著，《第一次國共合作》，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36]黃崢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新華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37]郭德宏主編，《中國共產黨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39]高光厚、曹軍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概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40]楊云若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系紀事（1919-194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41]劉杰誠著，《和斯大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42]國際共運史研究編委，《國際共運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陳錫琪著：《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

[44]候均初等譯著，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中國科學出版社，

1981年3月版

[45]《中國共產黨》雜志，2004年版，第1至第4期

[46]《復印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至2004年

[①]A.B.梅利克謝托夫著，《中國革命戰略和策略的相互關系問題》，載自《中國、俄國和東北亞其他國家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合作前景》第2冊，莫斯科1997年版

[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克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列寧全集》，第三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59頁

[③]李云漢著，《從溶共到清共》，北京圖書館藏，第29頁

[④]中共中央馬克思恩克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全集》，第三十五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7頁

[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克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關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列寧，《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69頁

[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第50號）記錄》（1926年11月1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1998年11月第1版，第623-624頁。[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中將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一律該為各地的“黨的早期組織”

[⑧]包惠曾著，《回憶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頁

[⑨]《中共中央文獻選集》，第15頁

[⑩]包惠曾著，《回憶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頁

[1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69頁，下文中凡注明《資料叢書》1、2、3，即指此書--編者

[12]《資料叢書》2，209頁

[13]（英）珍妮·德格拉斯著，《共產國際文件》，第二卷，1964年06月版，第8-9頁

[14]陳錫祺著，《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13頁

[15]李玉貞著，《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6年版，102頁）

[1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149頁。

[17]《資料叢書》2，166頁，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1923年5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擋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頁

[19]陳錫祺著，《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

[20]《資料叢書》2，第226頁

[21]《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1923年5月1日），《擋案資料》，第2輯，第414頁

[22]《宋慶齡選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393頁

[23]《孫中山選集》，1956年11月第1版，第461頁

[24]《宋慶齡選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393頁

[25]《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8頁

[26]《中國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頁

[27]《中國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頁

[28]《孫中山全集》，第10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9頁

[29]《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137頁

[30]《資料叢書》2，149頁

[31]（英）珍妮·德格拉斯編，《共產國際文件》第一卷，第486頁

[32]《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資料叢書》3，第305頁

[3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間的工作報告》（1926年7月18日），《資料叢書》3，第350頁

[34]《資料叢書》1，第539頁

[35]《資料叢書》2，第250頁

[36]《資料叢書》2，第327-331，85頁

[37]《資料叢書》2，第85頁

[38]《資料叢書》2，第250頁

[39]《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中共黨史資料》第2冊，第201頁

[40]胡繩著，《中國共產黨的7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頁

[41]《“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頁

[42]胡繩著，《中國共產黨的7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頁

[43]《二大和三大》，《中國現代革命史料叢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版，第41頁

[4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版。第115頁

[4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林在中國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版，第41頁

[46]蔡和森著，《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41頁

[47]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問題的議決案》

[48]《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

[49]任建樹著，《陳獨秀著作選》（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7頁

[5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輯，第436-437頁

[51]李云漢著，《從溶共到清共》，北京圖書館藏，第226頁

[52]資料叢書）2，第338頁

[5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版，第76頁

[54]《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版，第91頁

[55]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11頁

[56]《著作專題摘編》，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57頁

[57]《著作專題摘編》，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56頁

[58]《著作專題摘編》，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61頁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7

【關鍵詞】文化，國際關系，紐帶，多元，外交政策，依據

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由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在確定國家實力、制定對外戰略及國際關系發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所以文化因素易被忽略。當文化與國際關系相聯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文化是一定范圍的人們共同承認接納的精神產品，從歷史長期發展來看，文化是變化的具有相對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文化在文化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化作為一種軟權力，文化外交實質上是一種精神與思想的輸出，是文化價值觀和信仰的傳播與溝通，雖然至柔，卻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在最為堅硬的東西里穿行，暢通無阻。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是多元化的，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依據《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文化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這是對文化廣義上的理解。狹義的文化排除了人類在社會歷史生活中的物質財富部分，專注于意識形態所創造的精神財富。

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行為方式、思考習慣、價值觀念、文學藝術等包羅萬象。文化有優劣之別，而無高下之分。簡單地說：文化就是知識。文化的具有多樣性。區域性、時限性、流動性等特點。文化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生物的種類上面。區域性。文化的區域性，主要體現在地理位置上面。不同的地理位置，對應的生態環境是不一樣的，具體表現為溫度、水源、生物的種類、土質等。時限性文化的時限性，主要體現在時間上面。不同的時間段，生物的形態是不一樣的。因此，其對應的文化是不一樣的。流動性文化的流動性，主要體現在生物的活動范圍上面。文化能夠相互傳播的原因跟生物的活動有必然的聯系。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將文化定義為“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由此可見，社會學、人類學都把文化解釋為一種有意義（meaningful）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以群體為單位。建構主義學者溫特在論及文化時，也強調文化是一種觀念結構。由此可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文化是一種群體觀念。

文化力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戰略目標的實施。文化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影響，是國際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制定外交政策過程的重要依據。近代民族國家確立后，國家之間文化的傳播、交流與溝通日益頻繁，擴大并廣泛深入到政治、經濟、軍事、藝術、科技、法律等領域。針對于此，國家政府開始對對外文化交流進行指導與管轄，確立其運作機制，規定其內容、形式、手段與目的，制定其目標和發展方向。由此，文化交流被正式納入外交領域，成為國家政府外交關系的一部分。法國是第一個通過官? 路易十四執政期間，法國推出“使國王崇高、使王國榮耀”活動，大力扶持文化，用重金獎勵文人，使他們致力于樹立法國威望，提高法國國際地位。文人外交———將文化名人作國家外交的名片委以外交任務是18、19 世紀法國外交的一大特色。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是綜合實力，外交政策就會不一樣，翻開歷史可以看到有些民族文化外露張揚，唯我獨尊，極具征服性，體現在對外行為上侵略好戰；有些民族強調內在和合，伸張有度，體現在對外行為上重義尚德， 如中國文化中重禮儀，表現在外交行為上就是講究禮儀之道、崇尚禮尚往來、愛好和平。

文化觀念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文化外交有助于樹立國家的國際威望。一般的觀念認為，同質或同源文化較易促成國際合作。因為作為歷史積淀的同質文化? 但是，擁有異質文化的國家之間在碰撞沖突的同時，也會進行彼此的交流、融通和

這種互補作用有助于雙邊或多邊國際合作的發展，成為不同行為體合作的基礎。浙江大學潘一禾教授從比較學角度，研究了國際關系中的多元文化。她在《文化與國際關系》一書中強調各國和各民族文化可以共存共榮，人類需要多元的“亞文化”，同時容忍可能的“反文化”，應減少相互誤解，消除沖突。決策者的文化理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很重要。

如果領導人重視，那么國家行為就帶有強烈的救世特點。日本在1871年明治維新以前一直實行鎖國政策，拒絕同荷蘭等歐洲國家通商。明治維新前的德川幕府時期，也就是1603到1868年，日本是以儒家文化作為社會主導文化的。當時的日本全力抵制西方傳教士到日本傳教，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決策層開始有了"鎖國"與"開國"之爭。明治天皇上臺后，支持廢除鎖國政策的倒幕運動，接受西方文明，決定走開國之路。一個又小又窮、資源貧乏的偏僻島國僅用半個世紀時間便實現社會、經濟、軍事多方面脫胎換骨，成為世界強國。可見一個決策者的文化理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有多重要。

毋庸置疑的是：文化曾經，并將繼續對民族和個人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文化仍將作為影響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發揮作用。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對內可以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對外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是維護國家利益、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化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楊陽。 淺析文化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J]現代國際關系。2002（4）.

國際關系論文 8

[關鍵詞]國際經濟關系 CSSCI來源期刊 論文被引 著作被引 機構分布 地區分布

中圖分類號：F1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6-0108-11

根據2000―2007年CSSCI期刊論文數據的分析，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際經濟關系研 究的呈現緩慢下降趨勢，但是研究的規范性和學術性不斷增強，其研究水平和研究 成果在人文社會科學中處于前列[1]。本文將根據相關數據分析國際經濟關系研究 領域的學者、研究機構和區域影響力，并分析該領域的研究熱點以及未來的研究趨勢。

研究學者的學術影響力

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學者的影響力，主要表現為的人數和被引人數、學者發文數量、 學 者論文被引率、論著被引率。通過這四項指數的分析，我們不僅可能了解中國國際經濟關系 研究隊伍的大致規模，而且能夠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水平質量。

一是國際經濟關系論文的發文人數和被引人數。表1給出了2000―2007年在CSSCI來源期刊發 表論文的總人數和被引作者總數。從發文學者數量(不合并同姓名者)看，2000年共有1 708名作者，2007年為803名，減少了905名，平均每年減幅6.62%。從年度看，雖然 學者數量 呈曲線波動，但總體趨勢是不斷減少。發文學者的絕對數量(合并同名學者)也是如此，20 00年1122人，2007年730人，減少了392人，平均每年減幅為4.37%,說明研究隊伍 的規模不 斷縮小，但仍是相對穩定的。但另一方面，被引作者的數量經過四五年的平穩發展后，呈大 幅增加趨勢，2000年為2575人，2007年為4151人，增加了1576人 ,平均每年增加7.65%,這 標志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雙雙提高。研究隊伍和研究質量的“一降一升”說明了以 下兩種情況：一是研究隊伍的規模相對縮小，可能是從事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研究人員對 該分支領域興趣減小；二是被引次數不斷增加，仍表明該分支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甚 至得到跨學科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并說明該分支研究領域持續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

二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人員的發文數量。經過檢索，我們發現在2000―2007年期間發表4篇 論 文以上，即平均每兩年發表一篇的，共有108位學者；共發表2篇論文的，即平均每年發表一 篇的，有33位學者(含合作研究),如表2所示。必須說明的是，表2列舉的數字，并非這 些作者在這8年期間全部發文的總數，而只是其發表的國際經濟關系論文的數量。該表所列 的3 3位學者，大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或該領域享有盛名，絕大部分都是教授和研究員。從這些 學者的分布機構來看，14位來自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下屬研究所13人，中國銀行2人 ,其他4人分別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新華通訊社、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院)和上 海社會科學院。這說明，高校系統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學術基地。

三是學者論文被引分析。經過檢索，我們發現2000―2007年期間論文被引的作者，大致可以 分成四類，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現當代中外各國和地區的領導人、國際機構、研究學者 。本文主要分析研究學者的論文被引，如表3所示，論文被引32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被引 4次的，共有21位學者(同名者1人)。

在這21位學者中，中國學者19人，外國學者2人，其中，日本學者1人、美國學者1人，此即2 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其論文及中譯版本被引145篇次，超出被引篇次 排在第二位的兩倍以上，說明此人對我國在該研究領域的非同尋常的學術影響。在19位中國 學者中，數量和被引篇次均處于前列的，即表3與表2排列重合的，共有10人，他 們是活躍在該分支研究領域和各自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即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張蘊 嶺、張幼文、陸建人，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江時學和蘇振興、美國研究所陳寶森、世界經濟 與 政治研究所余永定、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許新、東北財經大學劉昌黎、復旦大學華民。可 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系統與高等院一樣，不僅是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學術陣地，而且是 該 研究領域的引領者。其次，從學者的機構分布看，北京是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其他是沿海 發達地區各大城市，如長春、大連、上海、廈門、廣州等。第三，在年齡結構上，這些被引 學者的主體是中年，老年和青年較少，預示著學術隊伍的未來培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任 務。

需要注意的是，表3中包含了譯著的被引統計，如排序第17位的楊宇光，是三本國際政治經 濟學名著的譯者，即英國已故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的《國家與市場――國際政 治經濟學導論》、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和《全 球政治經濟學》,這三本名著都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開山或扛鼎之作，也是該研究領域的 必讀參考書。[2]

還要指出的是，通過對2000―2007年被引篇次超過10次的學者的檢索，我們發現，在中國社 會科學院以外，中國著名高校的許多學者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領域的杰出貢獻者，按照發文 數 量和被引頻次的排序相加，名列前茅的主要有東北財經大學、吉林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 學、遼寧大學、暨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黑龍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 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它們是中國著名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人員特別是著名學者的薈萃 之地。

四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學術論著。這里采取的標準，仍沿襲上文的論文被引分析，將著作分 為 四類，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及其譯著、現當代中外各國和地區領導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選 集、國際機構的報告和統計、學者的著作和譯著。這里只分析最后一類，即中外學者的著作 和譯著。但必須說明的是，如同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其他分支研究一樣，馬克思主義經 典著作及其譯著、現當代中外各國和地區領導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選集等兩類著作，在國際經 濟關系研究領域同樣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影響最為顯著。

表4給出了被引10次以上的31種學術著作，其中，外文著作4種、譯著15種、中文著作12種 。在外文著作中，英文著作2種、日文著作2種。在譯著中，英美學者著作11種、波蘭學者著 作1種、日本學者著作1種、法國學者著作1種、荷蘭學者著作1種。這些譯著的被引次數共18 6次，占所有31種著作被引總數的48.81%;加上4種外文著作被引52次，外國學者著作的被 引 次數達238次，占本表被引總數的62.47%,超過中國學者的著作被引率，足見外國著作對該 研究領域的重大影響。

第二，在這些外文著作和譯著中，經濟學特別是國際經濟關系著作位居前列，且大都為該領 域 的重要著作，如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雅克•阿達《經濟全球化》、保羅•薩繆 爾森《經濟學》、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關系》、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值 得 注意的是，在這些外文著作和譯作中，保羅•克魯格曼的3種著作同時榜上有名，即譯著《 國際經濟關系》、《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以及英文著作《地理和貿易》,其被引次數共31次 ;邁克爾•波特的同名著作的中英文本的被引次數共29次，接近克魯格曼。

第三，在當代中國學者的12種著作中，國際經濟關系著作11種、中國經濟著作1種，其被引 次數 共為143次，為該表所有著作被引總數的37.53%,被引率小于19種外文著作和譯著，從另一 個側面說明了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尚處于成長的“初級階段”。需要指出，在11種國際經 濟關系著 作中，主體是一般的理論介紹、經濟史研究和國別經濟分析，說明該學科領域的建設任重道 遠。

最后，上述31種著作的出版情況，同樣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相對落后。在這些著作 中 ,中文著作和譯著的最早出版是《西方世界的興起》,最新出版的是《世界經濟千年史》, 巧合的是，兩者均為經濟史著作。這大致能夠說明兩種情況：一是我們未能緊密跟蹤海外國 際經濟關系研究的理論前沿和熱點問題，二是我們主要還是關注世界經濟以及相關國家的經 濟 演變和發展史。從出版社情況看，經濟科學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中央編譯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新華出版社、華夏出版社是國際經濟關系著作的主要出版主體，證明 北京在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研究機構的學術影響力

本文所分析的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機構，分為9大類，即高等院校、社會科學院系統、黨政部 門、非五大系統的各類機構、國外學者、黨校、解放軍系統、臺港澳系統和其他機構。

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機構的學術影響力，主要表現為發文數量和論文被引數量的比較。在 但 分析其學術影響之前，有必要了解各類機構發文的總體情況。表5給出了上述9類機構200 0―2007年發表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論文數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共發文3237篇 ,占所有發 文的58.36%;社科院系統1115篇，占20.10%;黨政部門418篇、非五大系統的各 類機構389篇 ,分別占7.54%和7.01%;其他幾類研究機構，如國外學者、黨校、解放軍系統、臺港澳系 統 和其他機構，其發文相對較少。這說明，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統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 陣 地，兩者的發文總數是4352篇，占總數的78.48%。其次，從發文的年度變化看， 各類機構基 本上都呈下降趨勢，這與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2006年前，高等院校 的 下降幅度不大，但2007年發文數量突然減少到349篇，比2006年451篇減少102篇，降幅達22 . 62%。社科院系統的變化大致相同。國外學者的發文數量不大，但同樣的，從2006年到2007 年，其下降幅度超過50%。臺港澳學者的發文始終很低，變化也不大。國外學者和臺港澳學 者的發文率低，說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開放度相當不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的 這個分支研究領域仍未達到同國際甚至臺港澳進行交流和對話的水平。

從各類機構的發文數量也可以看出，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主要機構是在高等院校、社科 院 系統和黨政部門，特別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統的各個教學研究機構，是國際經濟關系研究 論 文的主要生產者。表6給出了8年發文60篇以上的19個機構，其中，高等院校14個，占73.68 %;社科院機構4個，占21.05%;黨校1個，不到5%。這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國國際經濟關系 研究的最主要的基地，社科院系統是另一個重要的學術陣地。

從各研究機構發文數量的排名看，2000―2007年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發文最多的是南開大學， 其 次是復旦大學、吉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表2和表3中學者發文較多的東北財 經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在表6中的排名分別為第12名、第6名、第18名，而外交 學院則榜上無名。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排名也是如此，在這里出現的世界經濟與政 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亞太研究所，排名也開始落后。這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綜合 性大學擁有研究傳統或優勢，如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它們長期 以來在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中處于領先甚至領導地位；二是這些大學在學術隊伍的建設上擁有 優勢 ,特別是在該學科領域擁有多個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點；三是高校改革始終領先于社科院 系統，在人才引進和學術隊伍建設、研究項目資助等方面，投入較多，成效明顯。

各研究機構的論文被引情況，同樣反映了上述特征。如表7所示，8年被引次數超過16次 的，即平均每年被引2次以上的，有19個機構，其中，高等院校仍是主體，為13個，占68.4 2%;余下皆為社科院機構，占31.58%。這說明，高校和社科院在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領 域的影響很大，而高校的影響又遠大于社科院系統。表7所表明的各個高校在論文被引方面 的學術 影響力，與表6并不完全一致。復旦大學被引46篇次，位居第一；以下依次是吉林大學41 篇次、北京大學36篇次、中國人民大學33次。表6第一的南開大學，在這里排名 第7位；在表6中排名第13位的暨南大學，在這里卻榜上無名；而未進入表6的遼寧大 學，在這里卻躋身第14名，再次說明了該校傳統學科的較強學術影響。在社科院系統中，中 國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始終處于領導地位，其下屬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 所和亞太研究所雖然排名有所變化，但始終處于被引次數的前列，同時，未進入表6發文 前列的日本研究所和歐洲研究所，卻分別進入論文被引排名的第12位和第18位，從而表明中 國社會科學院及其相關研究所始終處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前列，對推動該領域的成長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地區的學術影響力

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機構的發文和被引情況，大體說明北京和沿海發達地區在該領域的巨大學 術 影響。為進一步證明這個觀點，本文引入地區發文統計和地區論文被引統計兩項數據，它們 提供了我國各個地區的所有研究機構在CSSCI來源期刊上和論文被引的情況。

表8給出了2000―2007年我國不同地區發表國際經濟關系研究論文的數量情況，其中，臺港 澳的發文數量僅是這些地區的學者分別在內地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統計。如該表所示，北京地 區在8年期間共發文2150篇，占所有地區發文總數的40.05%,北 其次是東部其他省市，包括上海、吉林、江蘇、廣東、湖北、天津、遼寧、福 建各省市，發文量均超過200篇，但上海市因擁有該研究領域的傳統優勢而又較大幅度地超 過其他各個省市。第三是山東、浙江、四川、黑龍江、云南、河南各省區，發文在50篇至20 0篇。第四是邊遠省區和臺港澳，它們發文數量不多，影響也較小。

地區論文被引情況，說明了各個不同地區的研究質量和研究水平，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 北京的中心地位和東部省市的較強影響。表9列舉了各省、市、區的論文被引統計情況。 排名首位的北京，被引515篇次，約占全部被引篇次的50%;在其他各地區中，被引篇次超過 100次的，只有上海市；被引篇次超過50次的，只有吉林和湖北；被引篇次超過20次的，包 括江蘇、遼寧、天津、福建、廣東、浙江。這些地區的學術影響力，與其對國際經濟關系研 究 的貢獻大體上是一致的。廣西、寧夏、香港、澳門等4個地區雖有，卻無被引統計 ,反映了它們的學術影響力較弱。

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

根據2000―2007年CSSCI來源期刊國際經濟關系論文數據提供的關鍵詞統計，我們可以進一 步 分析當前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重點和熱點，從而可以把握該領域的一般 特征，明確其可能的發展趨勢。

經過檢索，2000―2007年國際經濟關系研究論文標引10次以上的關鍵詞共262個，其中，標 引4 0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標引5次以上的，共51個，這51個關鍵詞，表明了當前中國國際經濟 關系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分別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經濟合作、發展經濟體研究、新 興經濟體分析、經濟體制等五個方面。這說明了該領域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領域的最主要的重點和熱點，是經濟全球化。從表10可以看出 ,“經濟全球化”的標引次數位居第一，遠遠超過其他所有關鍵詞。如果加上排名第4名、 第5名、第51名的“全球化”、“世界經濟”和“全球經濟”,經濟全球化毫無疑問是學者 們研究的重點中的重點和熱點中的熱點。但是，如同“新經濟”等其他熱點那樣，“經濟全 球化”近年來呈降溫趨勢，其標引次數從2000年174次減少到2007年23次，年標引率下降超 過15%。這種現象，似乎與全球化進一步發展趨勢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有些脫節 ,從而部分地說明了我國全球化研究存在一些根本問題，如理論和方法創新以及問題的進一 步深入。[3]

其次，國別經濟研究是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第二個重點，也是主要研究對象。這里分三 種 情況。一是發達經濟體研究。“美國經濟”、“日本經濟”、“歐盟”等關鍵詞的標引率較 高，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兩個發展經濟體的出現頻次，遠遠超過其他經濟體。二是新興經 濟體，如俄羅斯、印度等，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從表10可以看出，“俄羅斯經濟”的標引 率處于大致平穩狀態，說明俄羅斯始終是近年來我國學者關注的重要對象；“印度經濟”的 標引率近年來則呈現上升趨勢，特別是近兩三年來上升較快，從2005年4次增加到2007年10 次，表明我國學者愈益關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前景。三是發展中國家，這如拉丁美洲國家，是 我國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對象。

第三，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經濟形勢研究，是第二個熱點。國際經濟合作，特別是區域一體 化，其研究范圍較廣，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合作及相關理論，如經濟一體化、自由貿 易區，又包括國際經濟機構研究，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跨國公司、地區經濟合作機構 等。國際經濟形勢方面的關鍵詞，包括“經濟增長”、“經濟形勢”、“經濟危機”、“金 融危機”、“經濟衰退”、“泡沫經濟”、“經濟復蘇”等。經過進一步檢索，這些關鍵詞 的出現，往往是伴隨著個案研究的。

最后，理論研究也是我國學者關注的重要領域。這個方面的關鍵詞，包括經濟體制研究，如 “經濟體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和“經濟轉軌”;包括經濟 模式研究，如“東亞經濟”;包括經濟結構和經濟改革研究，如“產業結構”、“經濟改革 ”等；包括政策研究，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可持續發展”、“技術創新”等 。

從關鍵詞的分布及其變化看，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對此進行 分析，有助于我們把握該領域的未來發展趨勢和方向。一是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不足，在標 引40次以上的關鍵詞中，除“中國經濟”、“市場經濟”、“技術創新”外，幾乎看不到新 理論和新方法的出現，如“金融創新”。二是問題研究缺乏應的深度，如關于國際經濟形勢 的論文，缺乏歷史和 理論的比較分析，因而只能提供一般的常識信息，如民主化與經濟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關系 之間的相互聯系、國際經濟相互依存與國際沖突之間的相互影響等。三是研究對象的不平衡 ,如發達經濟體研究和新興經濟體研究頗多，但發展中國家研究不足，如非洲國家；發展經 濟體中的經濟政策和運行層面研究較多，理論、制度、創新和問題研究不足；新興經濟體研 究也是如此，兩分法較多，短期問題和長遠趨勢的結合不能令人信服，這部分是因為方法的 簡單或缺乏，如國內政治、國際政治環境與國家經濟貿易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這些 方面的問題和缺陷[4],大致預示了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

結 束 語

本文借助CSSCI來源期刊國際經濟關系發文和引文統計，對2000―2007年期間期刊、學者、 研 究機構和地區的學術影響力進行了初步分析，可以歸納出該研究領域的幾個一般特征：我國 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是一門仍在初步成長中的年輕學科或研究領域，近年來發展形勢不容樂觀 , 其研究隊伍有待進一步培養和擴大；該領域研究成果的學術影響和水平近年來大大提高，表 現出與國際接軌的強勁趨勢；該研究領域受英語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影響較大，其中美國對中 國的研究影響最強；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中心是北京，東部地區的上海、吉林、江蘇、 天 津、遼寧、浙江等是北京以外的重要研究基地；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創新、 問 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概言之，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跨 學科研究領域，盡管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但有著良好而廣闊的發展前景。

注釋：

[1]王維，周桂銀。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發展趨勢(之一):論文概況及 學術期刊分析――基于2000―2007年CSSCI期刊論文數據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 6)

[2]張宇燕，李增剛。國際經濟政治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于沛主編。全球化和全球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 9

錢海紅，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秘書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04級博士研究生。

在國家軟實力的宏大主題下，如何發展中國公共關系的理論和實踐，這是事關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命題。為了深入探討國家軟實力建構和公共關系發展的深層問題，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于2007年1月27日在北京主辦了“國家軟實力建構與中國公共關系發展高層論壇”。

論壇對國家軟實力建構和中國公共關系發展之間的關系從多層面多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尤其對國家軟實力建構中的理論指導、現存問題和解決之道進行了深入探討，它對于促進中國國家公共關系戰略的構建和實施，提升國家軟實力，建設和諧社會有著切實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

一、“強力公關”理論：國家軟實力建構的理論指導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關系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總體來看，我國的公共關系業目前尚存在著“戰略層面低、介入社會弱、學科體系散”等狀況。公共關系如何與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相適應，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課題。要改變中國公共關系的這一發展現狀，應將公共關系的發展放在國際間軟實力競爭極為激烈的背景下，予以全面的審視和建構。

中國國際公共關系協會秘書長鄭硯農指出，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Joseph Nye）率先提出的軟實力理論的出現和廣泛應用，為公共關系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注入了新的活力。將“軟實力”理論引入公共關系領域，一個新型公共關系理論框架的拓展成為可能。以“軟實力”為核心的現代公共關系理論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將清晰地展現出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和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推進中國社會進步中的歷史軌跡和社會價值，在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建設中將發揮獨到的作用。隨著這一理論框架的逐步建立和日趨完善，一個與我國“硬實力”發展相對應的如日中天的“大公關時代”將以其獨特的魅力和作用充分展現在世界面前。

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在論壇首發的《中國公共關系發展報告》藍皮書中把這種以“軟實力”為核心的新型公共關系理論定名為“強力公關”理論。該理論對傳統公共關系的定義進行了拓展和提升，該理論框架中的公共關系是指社會組織為了塑造良好組織形象，全面構造軟力量，通過對組織形象的策劃、塑造、傳播、維護和對組織機構凝聚力、文化力、傳播力、協調力的整合，從而影響社會公眾，調整社會關系的科學與藝術。“強力公關”理論實現了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的三方面突破：首先，強力公關理論對與公共關系相關的重要學科，實施了真正意義上整合；其次，強力公關理論對公共關系的本質進行了重新發現和深化；再者，強力公關理論對公共關系作用進行了重大拓展和大幅提升。同時，“強力公關”理論凸現了三個方面的特點：其一，從公共關系研究主體的主導性看，“強力公關”完成了從以往一般意義上的“組織形象塑造”到全面構筑 “組織軟實力”的飛躍。其二，從公共關系研究客體的權威性看，“強力公關”從一般意義的公眾形象認同，擴展到了國家和地區作為特殊公眾領域的特殊認同。其三，從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的有效性看，“強力公關”在注重“雙向溝通平衡模式”的基礎上，突出強調了“四力（即“凝聚力、文化力、協調力、參與力”）并舉的“整合溝通模式”。

二、局部提升與整體滯后的并存：國家軟實力建構的現存問題

與會的不少專家學者認為，與10年前相比，中國的軟實力提升速度和程度可謂日新月異，讓國人鼓舞，為國際社會矚目。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在論壇主旨演講中指出，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全面展開和推進，我國國際影響力、吸引力、塑造力和親和力等能力有了較大的增強，具體表現為：其一，中國發展理念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其二，中國發展模式在國際上產生吸引力；其三，中國外交在國際事務中增強了塑造力；其四，中華文化在國際上不斷釋放出親和力，而這些都為建構國家軟實力奠定了基礎。

然而，在我國軟實力局部提升的同時，軟實力建構的整體滯后是一個更不容忽視的問題。與會專家學者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當我國“硬實力”取得巨大提高的同時，以文化出口為標志的軟實力卻遠遠不能與之相稱，而這種不相稱突出地表現為文化力的欠缺和對外傳播力的不足。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副會長張振華認為，中國雖是文化資源大國，但同時又是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生產的弱國，在文化產品貿易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入超。例如，多年來中國圖書進出口的比例一直維持在“進10出1”的比例；我國GDP中，文化產業所占的比重只有3%，而發達國家則可以達到10%以上。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郭惠民則指出，我國當前的對外傳播力還明顯不足。我國既是傳媒大國，又是傳媒弱國。我國的媒體數量雖然不少，目前有2000多種報紙，9000多種雜志，300多家電視臺，300多家廣播電臺，160多個有資質開展新聞信息業務的新聞網站，這些已相當于美國的89%；而在國際傳播實力方面，我國就處于絕對弱勢的地位了，只相當于美國的14%。國際上以漢語為傳播符號的信息量也僅占總量的5%左右，在世界傳媒格局中的話語權亟待加強。

與會專家認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需要“硬實力”的支撐，也需要“軟實力”的提升，兩力互為輔佐，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兩個支點，缺一不可。在當前國家軟實力建構過程中局部提升和整體滯后并存的問題將會阻礙和平發展道路的進程，亟待解決。

三、國家公共關系戰略：國家軟實力建構的有效途徑

對于當前如何有效提升我國的軟實力，專家們認為，以“強力公關”理論為指導，實施國家公共關系戰略，是建構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首先，在軟實力建構背景下的國家公共關系戰略，旨在塑造國家精神和強化民族凝聚力。如中國在和平發展主題下所高揚的“中華偉大民族復興”的口號，就是對塑造國家精神和強化民族凝聚力的生動體現。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指出，我們要積極貫徹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世界，使中國發展理念和中國發展模式在國際社會產生更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軟實力建構背景下的國家公共關系戰略，要極其重視文化的影響力，特別是傳媒的影響力。真正在人類歷史上有著長久競爭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文化影響力在現代社會已? 文化的影響力從國家形態的價值觀到個人處世的生活觀，都有強烈的表現。張振華副會長認為，要加強我國文化力，首先要從發展國家軟實力的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同時，要盡快完善相關制度，重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創意產業為發動機，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另外，還要建立能夠在國際文化市場上進行博弈的優秀文化企業和優秀的文化中介組織，打造中國特色的文化品牌。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郭惠民則對我國如何提高對外傳播力提出了應對之策。他認為，在國際輿論環境日趨復雜、媒體生態發生根本變化的今天，應與時俱進，從更廣闊的視野審視我們的對外傳播觀念和工作。

新型國際關系論文 10

關鍵詞： 日語專業 創新型人才 跨文化交際

一、創新型人才培養呼喚跨文化交際課程的改革

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需要大量創新型人才。關于創新型外語人才的內涵，國內學術界已經開展了許多討論，基本達成共識，即創新型人才必須具有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1]。創新意識、思維和能力意味著培養的人才需要具有廣泛的視野、多樣的思考維度、批判性思維及開拓探索的意識能力。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不斷發展、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創新型人才必須在國際舞臺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創新能力，這要求他們具有國際性視野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無論是獲取廣泛的視野、多樣的思考維度，還是培養批判性思維，接觸和學習不同文化無疑能夠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對于培養創新型外語人才而言，發揮語言學習的優勢，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是一個重要且有效的途徑。

就日語專業的人才培養而言，近年來，我國的日語專業已經進入發展的轉型期。開辦日語專業的學校不斷增多，日語學習者人數大幅上升，日語專業已? 但是另一方面，日資企業加速了向海外的資產轉移，市場對于人才的要求不斷提高，日語專業學生的就業形勢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國家將培養“創新人才”作為重要發展戰略的背景下，日語專業急需適應社會發展需求，以培養具有跨文化交際意識、國際視野、人文素養及創新能力的人才為目標，構建新型人才培養模式。

我國既有的日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大多注重“聽、說、讀、寫”等語言能力的培養。近年來，對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視度逐步提高，相關研究討論日益增加。但是整體來說，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會文化”、“日本事情”等對于日本文化的學習，有的在語言學的課程中穿插對于日本語言特點、語言習慣的學習。而在跨文化交際的理論基礎上，以培養中日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進行有針對性的課程非常少。在全球化發展、中日關系錯綜復雜的環境中要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統有效的課程體系，改進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

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

關于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胡文仲在分析總結了學界多位學者對于跨文化交際的定義之后，認為其包含認知層面、感情（態度）層面和行為層面的能力[3]。認知層面包括對于文化的一般知識，對于對象國及本國文化的知識；感情（態度）層面包括對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對文化差異的適應等方面；行為層面包括交際者的語言能力、非語言能力、變通能力等在異文化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個概念反思我國現有的日語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可以認識到我們對于文化的一般知識、對于本國的文化知識上的內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態度方面的培養更顯不足，在行為方面的培養更集中于語言能力的培養。

高一虹在探討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時說，對具體的目的語文化的理解和有關交際能力的提高可 這是我們在思考日語人才培養的時候應當考慮的。許多日語專業的畢業生進入工作之后要進行廣泛的跨國事務的處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過日語的學習，獲得更廣泛意義上的對于多種文化的反思的寬容的態度，才能使學生得到益處，才能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和精神。

三、以培養創新型人才為目標的跨文化交際課程體系

基于以上對于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探討，我

1.注重跨文化意識的培養

在學習跨文化交際的一般理論的基礎上開展具體交際能力和知識的學習，不僅要學習日本社會文化的意識，而且要學習國際社會共通的價值理念和文化的認識。在教學過程中應當注重培養學生對于多種文化的尊重、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在教學過程中，應當把培養對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對比作為主要的學習目標，而不限于知識的灌輸，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2.提高對自身文化的認識

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學習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認識不同文化的一個基準，而認識不同文化也必然會促進對于自身文化的反思，這是培養批判性思維、開拓思考維度的重要途徑。

3.采用多種方式加強對于非語言交際的學習

就日語專業的人才培養來說，由于日本人的語言交際具有“無聲勝有聲”，以大量省略語句和非語言表達交際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應注重采用多媒體等形式，加強對于非語言交際的學習。

4.結合實地實踐和海外學習

針對實際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可以在課程中設置實踐環節以提高學生處理交際沖突的實際能力。但是，許多研究表明，高層次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必須通過實地體驗才能夠獲得。因此，在理論學習的基礎上，結合校企合作等實踐學習及海外交流的實地體驗是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討，我們對以日語專業創新型人才為培養目標的跨文化交際課程進行了一些討論，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還需要在結合國內外具體課程體系進行進一步的摸索。

參考文獻：

[1]莊智象。關于國際化創新型外語人才培養的思考[J].外語界，2011（6）：73.

[2]修剛。轉型期的中國高校日語專業教育的幾點思考[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1（4）：1-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際能力在外語教學中如何定位[J].外語界，20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