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浩：把自己的理想主義變現(xiàn)（二）
　　
　　2006年6月他從新東方辭職，一個月后創(chuàng)辦了精英言論網站牛博網。他借自己聲名優(yōu)勢邀請到上百位意見活躍的媒體人、學者、網絡作家在牛博網上發(fā)言討論，并推動過一些公益活動的落地。2008年汶川地震時，羅永浩在牛博發(fā)起賑災募捐，并允諾親自監(jiān)督200多萬元募捐款項的使用，事后公布的賬目明細里，連買瓶礦泉水的容量也列在其中。
　　
　　“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社會上一片叫好聲，我就很開心啊。我很在意別人的看法。”羅永浩說。
　　
　　但運營了兩年后，這個網站被監(jiān)管機構要求關閉。出于生計壓力，在一群培訓行業(yè)朋友的鼓動下，羅永浩牽頭成立老羅和他的朋友們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重返英語培訓行業(yè)。
　　
　　再回到這個曾經因為不齒而出走的行業(yè)，多少讓他覺得沒有面子。他不打算妥協(xié)更多，于是在跟潛在投資方貝塔斯曼中國談判時，他在對方異樣的眼神里寫下的企業(yè)愿景是：通過干干凈凈地賺錢讓人相信干干凈凈地賺錢是可能的。這種格格不入的談判風格讓他一直找不到啟動資金，直到一個在非洲發(fā)跡了的發(fā)小給他打來第一筆300萬元。
　　
　　成為“校長羅永浩”之后，他發(fā)現(xiàn)，在商業(yè)世界里維持理想主義比在知識界、藝術界要難千百倍。在他看來，掙了錢，基本沒有違背自己的意愿和原則，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活著就是成功。按照這個標準，他認為從商前的自己比現(xiàn)在成功。“以前可以更加隨心所欲，現(xiàn)在相對克制一些。”他說。
　　
　　他清楚，要跟這個世界相處，自己耍個性的邊界在哪里。他自己開設牛博網，立即意識到要做平臺就得少說話，要做獨立評論者就不能做平臺，并拿這個道理規(guī)勸過創(chuàng)辦《獨唱團》的韓寒。出于學校運轉的自保需要，他也會接受朋友的安排跟官員們吃飯。“他們（官員）在那兒摸摸我胳膊、拍拍我肩膀，說小羅你要怎么怎么，我就在那點頭，假笑，裝孫子。但我演技很差，估計看上去很不自然。”
　　
　　既能拎得清這件事并當成機會抓牢，很難否定他身上的商業(yè)基因。和大多數(shù)商人不同，他的底線高一些。他自信靠一套更磊落的玩法，能在老羅英語培訓學校里套現(xiàn)自己的理想主義。比如，他拒絕買銀行客戶數(shù)據(jù)來發(fā)推銷短信和垃圾郵件，要求學校全用正版軟件，給授課教師開出三十多萬元的年薪，公司員工的加班費、年終獎、帶薪休假也毫不含糊。
　　
　　“現(xiàn)在這時候，如果別人耍流氓，我沒有，市場對我的能力要求就比原來更高了，不然競爭不過人家。”
　　
　　在好友馮唐的推介下，他狠狠研究了一下消費者心理學。在成立學校早期，對同一種課程，他設定有一個1280元的標準收費方案和另一個提供更多服務的1580元收費方案，結果前臺員工不斷被顧客們痛罵。他痛定思痛，把1580元方案改成“標準”，把1280元的方案改成“優(yōu)惠”，顧客們怨氣一下消減了許多。他把這稱為“不那么奸詐”的消費心理學應用。
　　
　　在初期做課程推廣時，他把自己的方案形容成“血腥”：同樣總數(shù)32次課的課程，老羅英語的收費只是新東方的1/3，而且前8次只收一塊錢。有曲藝論壇里的相聲愛好者們轉載了他這則招生啟事，配標題是“這個周末哪里去”。蹭聽的八次課臨近結束，老師們甚至大度地給蹭課生們講授接下來的自學方法。
　　
　　第九次課一開始，學生數(shù)量從300多劇減到30多，但4個月后學員規(guī)模猛增。對學生的調查結果是，老生推薦率高達35%。這是他的老東家新東方在鼎盛時期才能達到的輝煌，他把這歸功于口碑營銷。
　　
　　2008年剛剛創(chuàng)立，就有同行找上門來要求收購。羅永浩開價6000萬元。對方憤然斥責他“黑”。2010年，老羅英語培訓學校年收入450萬元，尚未實現(xiàn)盈利，找上門來談投資的風投碰到一個更“黑”的估值：1.2億元。
　　
　　“別的培訓機構的話，別說450萬，做到4500萬，風投也未必會瞧得上。你來我這，肯定不是看中我這點盤子，是看中我這個人。教育培訓行業(yè)里，學大上市了、學而思上市了、環(huán)球上市了、新東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幾乎都是破爛。扒拉來扒拉去，也就那一兩家還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1億2千萬怎么了，我報4個億又怎樣？只是接受不接受的問題，沒什么荒謬的。”這是他給自己的理想主義開出的價碼。
　　
　　斗士的敵與友
　　
　　羅永浩的粉絲比他圓滑。大多數(shù)粉絲通過現(xiàn)場、微博或視頻圍觀他，大笑喝彩完后，繼續(xù)扎進羅永浩所抵抗的規(guī)則里生活。他像《讓子彈飛》里的張麻子，身負炸碉樓的期待，但在勝利信號顯著出現(xiàn)前，他很難找到敢于下注的跟隨者。
　　
　　“在一個誠信的社會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陽光、成功創(chuàng)業(yè)者的形象被廣泛效仿的人。但當下中國，多數(shù)掌握社會財富的人并非老羅這樣的。他是社會上的熊貓。”作為朋友，導演陳曉卿說。對于熊貓對傳統(tǒng)秩序的沖撞，他態(tài)度保留。
　　
　　但羅永浩清楚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經走過的人生道路來講，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我繼續(xù)說實話，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對同行的嫉妒與小動作很敏感，“那幫人（同行）表面對著我客客氣氣，我知道他們在飯桌上怎么罵我。要是對手搞小動作讓我窮途末路，我在倒閉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把我們所有核心的課程拍成‘多機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費上線。大家都別想再從里面賺錢。”因為此，媒體人王小峰把羅永浩稱為“排雷高手”。“老羅前進的道路上布滿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戰(zhàn)社會秩序而產生的孤獨感讓他格外珍視找得到的另一群“熊貓”。他與主持人柴靜、出版人張立憲、音樂人周云蓬、媒體人王小山、作家馮唐、導演陳曉卿、名博王小峰意氣相投，就連生性桀驁的艾未未都贊許羅永浩在生活里講哥們義氣，“吃什么都香”。
　　
　　朋友也是羅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災、籌備慈善基金、準備出文藝叢書，資源也是這群朋友。（創(chuàng)業(yè) m.taiks.com）他注冊的公司名稱干脆就叫“老羅和他的朋友們”。剛開公司時，他的創(chuàng)業(yè)金律也是從好友馮唐那里討來的：做事抓大放小；戰(zhàn)略目標明確；能容人。
　　
　　他對比他更清貧、但更有藝術才華的朋友們有惺惺相惜式的關愛。“我靠，我是超級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羅永浩想為偶像曾軼可錄一張專輯。“曾軼可走上音樂生涯是因為聽Twins，老天給了些天分，但我覺得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遇到一個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裝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別人的長處去拼。我當時看了就很焦慮。”
　　
　　羅永浩讓自己的媒體圈朋友王小峰牽線，找到曾軼可的經紀公司天娛，聯(lián)系好北京最貴的錄音棚，請來周云蓬、小河、張瑋瑋等民謠圈高手，為曾軼可錄制唱片。周云蓬提醒花錢要省，羅輕描淡寫地說找了個土財主贊助此事。
　　
　　土財主很羞澀，不敢告訴曾軼可自己就是羅永浩本人。
　　
　　曾軼可來了，卻不喜歡這份禮物，她對這班民謠達人們的編曲提不起興趣。羅小心翼翼地問，那你喜歡什么？
　　
　　“她跟我說了一堆，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垃圾。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時候也聽麥當娜之類的聽得特來勁。即使我是她親爹，我也不應該讓她進錄音棚按我的意愿去錄。”羅老師嘆了口氣，他認了。但對小姑娘的喜歡分毫未減，甚至開始仿著偶像學吉他。他專門買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為“軼可用的就是Taylor”。
　　
　　這個理想主義胖子不假思索地把個人趣味滲透進公司：拿著曾軼可的寫真集加正版音樂專輯前來報名上課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學費優(yōu)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為曾軼可唱片忙活了幾個星期后，偶然聽到員工們聚在墻角抽煙，罵自己“**”。以舌戰(zhàn)成名的羅校長裝作沒聽見，轉身走了。
　　
　　員工也是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