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4日，在北漂的第25年，育兒嫂范雨素火了。
發(fā)布僅幾小時，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席卷全網，閱讀量迅速突破百萬。時年44歲的范雨素，以倔強而柔韌的筆觸，用冷淡卻幽默的語氣敘述了自己與農村家人的故事。文章爆紅之后，人們驚艷于范雨素的文字，感嘆她育兒嫂的身份。在“標簽化”的理解下，新聞記者與出版社編輯絡繹不絕地趕往北京。
面對滾滾而來的“狂風巨浪”，范雨素感到措手不及。重復的自我敘述讓她逐漸感到焦慮與不適，各類活動的邀約更讓她意識到，媒體是在“消費”自己。
她想躲起來，躲開這風暴中心。
范雨素的家鄉(xiāng)在湖北襄陽東津新區(qū)打伙村。范雨素小時候，母親忙得顧不上管她，她長時間浸淫在大量的純文學作品里。對年幼的范雨素而言，最難以忘懷的是《飛天》上刊登的乞丐哲學家第歐根尼的故事——當國王亞歷山大巡視大街，詢問以木桶、討飯袋和水杯為全部財產的第歐根尼“我可以為你做些什么”時，第歐根尼躺在木桶里，懶洋洋地說：“你可以站到一邊，不要擋到我的陽光。”
9歲的范雨素在田野中一邊放牛、割草，一邊寫老師布置的作業(yè)時，覺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太忙、太累了。那時，她的人生理想就是當一個像第歐根尼一樣的哲學家。
這種對于第歐根尼式自由的向往，深深融入范雨素的血液，推著她向狹小村莊外的廣闊天地走去。12歲那年，在腦海里將文學作品中逃火車票、偷老鄉(xiāng)青菜、打農戶看門狗的伎倆排演了千萬遍后，日漸“膨脹”的范雨素在屋內有空白的紙上，都寫上了“赤腳走天涯”。那年暑假，她逃票去了海南島，南下看世界。
就這樣，天不怕地不怕的范雨素開始了艱辛的打工生活。3個月后，范雨素覺得這樣的日子，瀟灑之余，亦有許多不足。在莊稼地里干活，能干就干，干不動了就跑，父母忙得沒時間管。可打工不一樣，不能撂挑子走人，她常常在洗盤子的時候想：這里沒有學校讀，沒有小說看，也沒有母親。于是她決定回家。
回家后的范雨素非但沒有迎來家人的歡迎，還成了家族中“德有傷，貽親羞”的罪人。她不知道一個12歲小女孩的隨性舉動會被污名化。在農村，男孩子出門闖蕩天經地義，女孩子出門流浪則有可能是私奔重罪，是不可饒恕的，甚至要被逐出家門。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因性別而受到的歧視，這也為她將來的北漂埋下了種子。
在這之后，家里人為她找了一份農村教師的工作。一直感到自卑的范雨素，覺得自己笨、手腳不利索，也不想教一輩子書，卻不知道以后的人生到底該怎么走。她天真地認為“讀看不懂的書的，才是有知識的人”，她還是想當哲學家。
18歲那年，趁學校放寒假，她獨自去了北京，前往北大尋找哲學老師陳戰(zhàn)難。她曾在業(yè)余時間讀了一本陳老師的著作，印象深刻，她想問一問陳老師，自己是否可以旁聽他的課。北京的冬天特別冷，她還記得自己在北大校園里被凍得直哆嗦，而室內的暖氣讓她感到萬分新奇。
在北大哲學系辦公樓里，面對一個來自湖北農村的天真爛漫的陌生小姑娘，陳戰(zhàn)難善意地提醒她：“你有生活費嗎？能在這里生活嗎？”現實的問題縈繞在范雨素心頭，她悶頭坐在椅子上發(fā)愣，愣了一分鐘，一句話沒有說，站起來就走了。在想出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她只能果斷地回家。
回到家鄉(xiāng)還不到兩年，范雨素又一次按捺不住自己出門看世界的野心。20歲時，她看到《中國青年報》上的深度報道，介紹進京務工的農民工在哪兒找工作。她決定只身前往北京，漂向文學作品所描述的大千世界。
范雨素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月薪150元的飯店服務員。150元的月薪不算高，飽上頓愁下頓的恐懼，讓范雨素活在艱難的求生困境中。好在范雨素并未覺得凄苦，當她選擇離開家鄉(xiāng)的時候，就已對外面世界的世態(tài)炎涼做足了心理準備，正如她一再提及的那樣——文學中缺吃缺喝的苦難看得多了，她就不覺得現實中遇到的困難有多苦了。
可惜的是，之后的日子里，范雨素因忙于生計，沒能實現去北大旁聽哲學課的夢想。面對真實生活，看再多的文學作品，讀再多的苦難故事，終歸是紙上談兵。后來，范雨素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托付給一個酗酒、家暴、對孩子沒有責任心的男人，遭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我覺得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就走開。”范雨素決定自己主宰命運，執(zhí)意與丈夫離了婚。
為此，她只好選擇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逃回家鄉(xiāng)。
回家尋求依靠的范雨素，顯然忘記了自己12歲時的經歷。當她回到那座小村莊時才明白，血濃于水的親情也無法抵消生存帶來的物質壓力。那時，大家過得都不容易，鄰居們一看見她就關門，怕她張口借錢。誰也靠不住，只能自己扛。思量再三的范雨素，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又一次鼓足勇氣，帶著孩子們重返北京。
重新回到北京的范雨素搬到了皮村，一住就是10年。她在皮村蝸居的那間8平方米的小屋，太陽很足，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溫暖得跟植物園的陽光房似的。范雨素一如既往地喜歡陽光。
幾度漂泊的范雨素，唯一保留的習慣就是閱讀。“讀書，不論往小了說，還是往大了說，都是有意義的。我是個沒情趣的人，但通過讀書也培養(yǎng)出一些興趣，比如我喜歡動植物，喜歡聽音樂，這些都是通過讀書培養(yǎng)出來的。都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一個國家的母親都愛讀書的話，那整個國家的人口素質就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范雨素看來，閱讀和寫作，甚至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沒有能力供大女兒上學，她就給大女兒從舊貨市場淘了成百上千斤書回來，還帶她去書店、博物館，教會她閱讀。在范雨素成名后，許多慕名而來的文學愛好者讓范雨素更深刻地意識到：閱讀和寫作，可以改變人的命運。無論是來自河南的家政工、甘肅的育兒嫂，還是來自山西的服裝廠女工，她們一邊為孩子打工掙學費，一邊寫些看似無用的文字，最終都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大學。
作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范雨素形容自己是“從地鐵首發(fā)站上車的人”。在“同一班地鐵”上，一些農民工朋友憑借時代的優(yōu)勢，成了打工潮中的暴發(fā)戶。可她自己，卻是那個“在首發(fā)站上車卻被中途擠下車”的單親媽媽。
范雨素知道，如果自己當初不跑到北京，而是留在農村嫁人，日子可能會過得比現在好。但那種壓抑與束縛下的安穩(wěn)，絕不是她想要的。她也知道自己這樣的經歷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中國有14億多人口，3億農民工，無數女人跟她一樣做了“逃荒媽媽”。
“社會就跟人一樣，沒有純粹的好人，也沒有純粹的壞人，城市也是這樣的。城市有很多毛病——冷漠、疏離，但好處是，在城市，人和人之間是有距離的。在鄉(xiāng)村，人們沒有距離感，大家都是沒有隱私的、透明的人。在城市，我是單親媽媽，沒有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覺得很好、很自由。但是在農村就會有很多關心你的人來勸你：不要一個人生活呀，不要做單親媽媽呀……他們會來干涉你的生活。在城市，你可以選擇任何一種生活方式，只要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行了。”
更何況，她萬分感謝北京這座城市帶給她的善意。
1998年的一個午后，擺完地攤回到家的范雨素累得倒頭就睡，醒來卻發(fā)現3歲的孩子不見了。那天下午，她順著三環(huán)路跑到潘家園，又從潘家園折返跑到勁松，再從勁松跑到八王墳……她發(fā)瘋似的到處跑、到處找，只感到喉頭黏糊糊的，要吐血。孩子丟了，真的丟了！范雨素感到整個世界天旋地轉，滿腦子只有她自己無助又孱弱的喘息聲——她累極了，卻無法停止奔跑，她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找不到我的孩子，那我寧愿死在找孩子的路上”。
瀕臨崩潰的范雨素被路上一個陌生大爺攔下。大爺詢問了緣由，并幫她聯系了勁松派出所。絕處逢生，派出所里正好有一個被路人送來的迷路的3歲小姑娘。范雨素趕到派出所時，女兒見到她的第一句話是：“派出所的饅頭和瘦肉絲，真好吃。”
范雨素感到心酸，她不會做飯，以致孩子吃著派出所的饅頭和瘦肉絲都覺得如吃珍饈。可她也感到幸運，在這一場風波中，她遇到了不收車費的出租車司機、耐心陪孩子找家的執(zhí)勤民警，以及路上那些素昧平生的好心人。
用范雨素的話說，這個社會，并不要求誰對誰多好，但“每個人身上都有實踐舉手之勞的善”。比如，北京的垃圾桶特別高，外出倒垃圾的時候，如果人們看到垃圾桶附近有撿垃圾的拾荒老人，便不會把垃圾直接扔進垃圾桶，而是放在一旁，告訴老人那里面有能賣錢的廢品。
每當看到類似的場景，她都會想到杜甫的《又呈吳郎》：“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杜甫對于鄰居撲棗婦的善意，在這叮嚀與囑咐中盡露——就算你從來無心阻攔無食無兒的婦人到門口的棗樹上摘棗吃，但你在門口插籬笆這件事，肯定會讓提心吊膽的婦人疑心你是不是在提防她。
對于這樣的細節(jié)，詩人需要具有多深刻的同情，才能領會并體貼窮人的自尊心！1300多年前的詩人杜甫，通過一首小詩，寫出了范雨素的心聲。積年累月的閱讀與來自大城市的細微善意，影響了范雨素的文學觀。“平靜、溫暖、慈悲、悲憫，我覺得這4個詞是我的寫作觀，也是我的價值觀。”她堅信文學要給人力量，要表現**，只有充滿善意的文學，才會有人看，才能對社會有貢獻。
在北京，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是無法輕易就地上學的。
早些年，范雨素為了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年幼的小女兒，曾在小女兒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教書。等小女兒長大一些后，范雨素便前往城區(qū)做育兒嫂。育兒嫂很辛苦，每周只休息一天。因此平常只有兩個女兒在家，由十幾歲的大女兒照顧幾歲的小女兒。
因為照顧過太多別人家的孩子，所以范雨素知道，小時候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的孩子會很沒有安全感。但她沒有辦法，只能不停地教育孩子：“活著是自己的事。”
范雨素身邊的大部分北漂農民工，會將一年收入的2/3花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最常見的選擇是將他們送到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學讀書。衡水的教育資源聞名全國，可私立初中一年的學雜費起碼3萬元，對想要培養(yǎng)孩子通過讀書躍出“農門”的打工群體來說，這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
一直以來，范雨素對沒能讓大女兒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心有愧疚，又因為年少時在老家私立學校教書的時候，不懂教育方法，常常采用打孩子手心的方式對待犯錯誤的學生，所以她想等小女兒工作后就去支教：“那個時候我自己也小，背書背不好就打孩子，現在覺得很不好，這是錯誤的，我想做點兒事情彌補一下。”
在范雨素的認知里，“一個沒有接受過完整學校教育的流動兒童，比一個接受過完整教育的留守兒童要好”。相較于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也有更開闊的視野與更大的格局。她的女兒們就是很好的例證。
大女兒很早就開始在奶茶店打工，在自強不息的學習勁頭下，成為會議速錄師，年薪逾10萬元；小女兒則被送往河北衡水的私立中學，通過努力學習，考上了競爭激烈的公立高中衡水中學，還常常在“火箭班”考第一名。
白天打工，晚上讀書，日復一日，按部就班。從2017年到2021年，4年過去了，一夜成名前范雨素是這樣，一夜成名后仍然如此。除了必要的社交，大多數時間，范雨素都一個人待著，除了每周六晚上7點到9點——只要有時間，她都會趕到皮村文學小組聽課。
皮村文學小組是“工友之家”成立于2014年的興趣小組，是基層勞動者參與文學交流的公益平臺。該小組堅持每周進行一次線下學習，由文學愛好者和志愿者老師組成。
2019年年底，范雨素受邀參加老舍文學院的高級研討班，認識了不少純粹、博學、有感情的良師諍友。然而，剛加入老舍文學院高研班的微信群時，有人對范雨素說：“恭喜你融入了主流文學圈。”她當時雖沒有說什么，但十分生氣——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邊緣人？什么是底層？這些詞，她都排斥。
早在2015年的皮村文學小組研討會上，范雨素就表過態(tài)，她覺得只有當“文學家”和“農民工”都成為中性詞的時候，大家才算獲得了普遍的尊重。
在范雨素一直想寫的長篇小說中，也貫穿著這樣的理念。范雨素把自己的長篇小說命名為《久別重逢》。最開始，范雨素寫的是玄幻題材，交稿的時候，范雨素卻對此感到不夠滿意，她花了大量時間自學物理，她想給靈魂找一個科學的解釋。最終，她將這本小說改為了科幻小說。只可惜，修改的過程使得這部小說錯過了發(fā)表的最佳時機，出版日期被推遲。但她仍然覺得，這就是她最想表達的東西。
在范雨素的理解里，她的生活方式放在任何一種評價體系中，都不會有人稱好，要不是因為還有兩個孩子，范雨素或許早就隱居山鄉(xiāng)，更別談什么“文學夢”了。
范雨素沒有想到的是，在她眼中自己失敗而不值得學習的人生經歷，正在以一種理想化的方式發(fā)酵，帶給許多人心靈的震顫。有時候，越接近高等文明，越會掉進文明的陷阱：自由往往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失去，這可能是人生最常見的悖論。正如范雨素對生活哲學化的體悟：“過窮困日子好，一無所有，你就沒有負擔，你就沒有失去了會覺得傷心的東西。”
她依然把自己圈在熟悉、安全的范圍里，找到讓自己舒服的自由，并盡力做著謀生養(yǎng)家的家政工作。夜幕降臨，望著這座陪她度過49年生命歷程的城市，她卻從未對其產生家鄉(xiāng)般的歸屬感。
“等孩子讀大學了，我或許就會離開北京。”將來，她想去云南、貴州或者海南這樣的地方，找個小鎮(zhèn)，買個房子，開點荒，種點地，一個人待著。在《久別重逢》的定場詩里，她這樣寫道：
在漢水邊漫步
這是春天，有云
云涌河漢，銀河璀璨
此刻，忘了我是仙人還是俗人
只有云，云動我的麥地，我的瓜棚，我的天河
這是春天，有晴也有柳絮
無我
（吟 嘯摘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他們，在流動的中國》一書，本刊節(jié)選）
